高博礼(Boris Gobille)教授讨论会 – 法国68年5月运动

中法中心荣幸地邀请到里昂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高博礼先生来我们的

“历史与记忆”系列讲座,他举行了两场关于68年五月运动历史以及记忆争论焦点的演讲,日期为2013年11月12与14 日。

有关68年五月风暴历史编纂的复杂性

高博礼的两场演讲追朔到68年五月在法国发生的各类事件,同时介绍当代对此不同的论述记忆之间的争议焦点。第一场演讲主要是让听众知悉1968年法国大学生和工人在不同阶段的抗争。

在分析关于集体记忆的影响之前,就应该在第一时间谈论68年五月运动的历史编纂问题。高博礼认为,68年五月运动不是在某个带头人、某个工会或某个政治组织的指挥下产生发展的,而是“自下而上”,可以说是自发的,甚至在当时是无法预料事态发展的。高博礼还着重指出下列事实:68年五月运动远远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它揭示了戴高乐政府正面临在法国实际存在,而且已扩展到劳工界及其他行业的政治危机。

为了了解68年五月运动,高博礼坚持要采用历史发展观的研究方式,如同Michel Dobry的分析那样,Dobry 认为政治危机是社会层面上互不相干的板块携手并肩成一体的结果[1]。这时候就应该通过民众总动员的情势来理解五月风暴,他们虽属不同行业,但迟早会联合起来

因此,68年五月运动其实是反映出了传统政党以及工会组织(如法国共产党,劳工总工会)已经失败,虽然他们依然坚称自己是“革命”的,但早就置身于保守阵营,站在了相当一部分已加入“成为革命者”的民众的对立面[2]

68年5月10日至11日为“街垒之夜”,但跟着而来的警察镇压,令学生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很快就蔓延到工人族群,特别是劳工总工会的火上加油,这个工会忽然180度大转身,号召在68年5月13日那天组织一场大罢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不过工人们的抗议来势汹汹,工会无法能控制,5月13日的罢工原则上是一天,结果却延续下去了,工人们提出一直没能满足的诉求。

工会上层眼见工人运动脱缰,就试图阻止学生跟工人往来,5月16日劳工总工会发出禁令,不准无政府主义分子、托洛斯基分子和毛分子学生进入位于Boulogne-Billancourt 的雷诺汽车工厂。68年五月运动留下的一项重要影响,就是工人和学生拿下话语权,从而取消了那些“专家”们(政党与工会,知识分子)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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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的记忆与不同的重新解析

高博礼首先谈到68年五月运动的不同阶段以及对当时那种政治社会危机之下所发生的事件而采取的研究方式,之后在第二场演讲中,他分析了以68年五月运动为主题的记忆争论,以至随着时间转移就出现了歪曲历史的现象。那些记忆争论都是从“关键时刻”,按68年之后至今的历史发展而切入的。

运动刚刚结束,各种针锋相对的阐释就出现了。极右派肯定其中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前前后后就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古巴、苏联,甚至北京。法国共产党和劳工总工会认为68年五月运动正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的典型的阶级矛盾。而Alain Touraine则提出以下的观点:68年五月运动宣示了在他称作“后工业社会”的情势下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新模式。

极力反对学生运动的雷蒙·阿隆作出的阐析就更决绝了。他认为学生们的激进暴动需要从心理角度来解释,甚或进行临床诊断。这些在60年代人数激增的学生们不满拥挤混杂现状,引起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和一下子的“狂热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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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动如此去政治化在10年之后又重新出现,那是纪念运动10周年之际,在阐述68年五月运动的“关键时刻”中。1978年,某些当年学生抗争运动的参加者在媒体对专制制度的鞭挞中现身。这些“新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革命行动,包括68年五月运动在内,从根本上来看其实就是向专制主义过渡,因此必须予以反对。

在同一时间很盛行的另一种解析也是来自当年的学生,他们是毛主义分子。如Serge July一样,他们从68年五月运动中看到一场“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大动员。Serge July认为这不是一场社会大动员,而是通过表现出来的某种非政治性的崇高的“文化极左”姿态,决心挣脱当时戴高乐社会下的专制枷锁。

1978年, Régis Debray 关于五月风暴的观点也有了长期的影响。68年他在玻利维亚坐牢,没能参加这个运动。由于发动起来的学生批判了国家及体制,他就认为五月运动对经济自由化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80年代,又有新的阐述,将重点放在运动的享乐主义及消费主义方面。根据Gilles Lipovetsky的分析,“五月运动精神”首先是80年代个人主义泛滥的起因。紧跟着Lipovetsky,Alain Renaut 与 Luc Ferry也附和五月运动为享乐主义的观点。他们宣称学生运动其实是企图以专制主义和反民主精神改变社会,因此必须予以清除。

随着时间以及有关著作的出版,那些论点都使对68 五月事件的阐述固定下来。1998年Jean-Pierre Le Goff出版了“68年五月风暴,无奈的遗产”。他再次辨别“政治极左”与“文化极左”,前者的实质是集权,而后者本可以狂热个人主义和无限消费主义的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臆断赢得观念之役。所有这些阐述都有助于某些人要“清除68五月精神”的旨意,这正是2007年萨克奇竞选总统时的高喊的口号。

高博礼的两场演讲引发听众极大兴趣。他们对68年五月运动提出尖锐的问题,也表示可以将当时在法国与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对照。68年五月中国正值

文化革命时期,而在法国则有毛主义分子,这种巧合激起一些听众朋友的好奇心。他们询问当年法国学生是否知道68年中国的社会形势。然而需要肯定的是将法国的68五月事件和中国文化革命进行对照必须是有限度的,因为运动在法国是自发的,当局或领导都没有插手。is18

 


[1] Michel DOBRY, Sociologie des crises politiques. La dynamique des mobilisations multisectorielles,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1986.

[2] 有关“成为革命者”这个概念,高博礼教授推荐了Timothy Tackett关于法国1789大革命的分析,特别是他的著作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视频 – “68年五月运动综合征:在回忆争论棱镜中的法国知识界与政界演变” – 高博礼(Boris Gobille)教授

高博礼先生出了一本名为《68年五月》的书,以及若干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

直至九十年代末期,这场五月运动一直是属于记录回忆项目,而不是科学研究的项目。人们看到的是一大堆失真的争相报道,对了解68年事件的性质贡献不大,更多的是表现评论者将自己历史观点强加于别人的动机。演讲将回到回忆争论的意义,力图展示出它们形成了一种帮助我们了解一部分法国知识界与政界七十年代以来的演变:以往的极左“领袖”与他们活跃的过去最终保持怎样的关系;知识分子新立场如何确定;推翻各种革命企图,甚至各种现有秩序的激进批判的合法性;最后绘制思想复古蓝图。以68年五月运动为目标的回忆活动也类似一个观测站,可以让人们看到回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问题。

视频 – “历史上的68年五月运动:危机事件的原动力” – 高博礼(Boris Gobille)教授

高博礼先生出了一本名为《68年五月》的书,以及若干有关这个题目的文章。

1968年五六月间在法国,一场学生造反运动渐渐就演化成一场大罢工,席卷各行各业,致使全国瘫痪。形势急转直下,衍变成威胁戴高乐政权的政治危机,国民议会选举被迫提前至六月底,从而化解危机,加强执政的议会多数派。演讲的主题是解析这一事件的谜团:当年学生的单纯抗议行动怎么就会蔓延到全社会;没有指挥,一场危机运动又怎么能“自下而上”地扩展升温?我们并不只是从危机演变进程回过头去看本已潜在的原因,而是认为抗议原动力本身才应该作为解析的中心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