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曼慈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参与讲座的总结,题目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史曼慈副教授 (Christine Chaigne) 于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在北京大学参与了题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的讲座。跟中法中心合作举办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热情地欢迎了史曼慈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与彭錞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首先关注与软法有关的词汇领域:协定,宪章,通函,良好行为守则,技术标准,定准,决议,建议,谅解备忘录等。她提示软法的概念首次在国际法律中出现的,针对它不能约束的国家。在法国法中,软法 本身没有约束力:它激励,提议而硬法则规定,命令并制裁。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讨论了与软法相关的一些假设和问题。例如,我们应该说“软”法,“柔”法,“柔软”法还是20世纪著名的法学家让·卡伯尼耶(Jean Carbonnier)所说的“灵活”法律?使用软法文书时,怎么保证法律安定性?在法国法律的背景下,软法是一个症状还是硬法功能障碍的后果?许多问题存在,关于软法识别的定准,何时能够使用软法以及软法文书的可诉性。

史曼慈副教授解释她所谓的“法国法律病”:多余法规的现象。可能在中国法律制度还不够发展了,可是在法国,法律制度太发达了!也许此点说明在法国法律中软法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介绍了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的软法文书的定义,其中确定了三个累积特点:

  1. 软法文书的目的必须是修改或指导人们的行为:软法并不限制个人自由而进行指导行为。
  2. 软法文书本身不能创造权利或义务。确实,软法不修改法律秩序,这是将软法与硬法区分开来的基本要素:即使它可以进行责任的承担,也不会产生约束性义务。
  3. 软法文书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和结构化像英法法规似的。这一点将软法与非-法法律区分开来。

然后,史曼慈副教授解释了软法产生的两个基本问题:法律安定性与正当性问题。 软法不像硬法在《官方杂志》出版,也没有标准结构。 其实,“没有人应该无视法律。” 此外,软法不具有硬法所享有的正当性——硬法由国民议会表决。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尤其关注这些限制并建议,在通过与起草软法文书时要提高透明性以解决软法的“民主缺乏。

最后,史曼慈副教授提出软法不是法国法的侵入者」而硬法的补充,可以作为法国法律“病”的可能“补救办法”。只需要法国人扩大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且接受法律还发挥激励、推荐或指导的作用,从而达到让·卡伯尼耶对灵活法律的定义

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之后,在北大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讨论非常富有成果。中国政法大学的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首先发表了讲话,谈到了软法的定义问题,软法创立的起源,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中所体现法律的社会学视野,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对通常不承担义务的法律的审查权。鹏春副教授也把软法文书与英国法律的基本概念,即 duty of care,做了比较。

这些辩论使史曼慈副教授暗示,软法在法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是在软法似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法律的影响下产生的。学生的许多问题也使史曼慈副教授提示技术标准的不同接受。在法国,技术标准通常是自愿使用的,它是非强制性技术标准。而在中国,大多数技术标准是强制性的(像英国),可是不配合硬法的任何法规。

林琳翻译者与史曼慈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这种丰富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琳女士在一个微妙领域的出色翻译,我们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康戴维教授的讲座:”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在2019年11月25日,法国国际研究中心 – 巴黎政治学院康戴维 (David Camroux) 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翟昆教授关于东南亚的课程参与了讲座,题为“东盟的中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康戴维教授

康戴维教授先生首先提示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促使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尽量避免被“夹在中间”。康戴维强调说,该协会于1977年创建的“中心地位”概念是新近出现的,并且是该仪式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很重要。东盟的中心地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国由于缺乏另一个可行的选择而接受了它。东盟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围绕它的其他区域组织的中心,例如东盟+3或东亚峰会。康戴维教授并不是在说领导,而是在描述东盟在该地区的协调角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其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的支持下再次转向东南亚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创建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汇集了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对亚洲枢纽”政策是美国在东亚政策的延续,该政策将安全方面与经济和商业方面结合在一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TPP)实现的话使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设定标准。但是,该项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由加拿大领导,美国未包括在内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CPTPP)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多边主义的中间强国澳大利亚利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来获得该地区的中心地位,而脱离了最初的亚太地区概念。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10年提出的“亚太共同体”概念没有成功,因为它无视东盟在该地区的核心作用。从国外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澳大利亚很难在地缘经济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之间定位自己。此外,TPP的撤出以及印度在再组成的“四国集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扩大了澳大利亚自2010年代以来所处的区域范围。

康戴维教授认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了印尼给本国人口的形象。早在1945年,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就提出了平衡或软套期保值的想法,这样印尼就不会再被“夹在中间”了。在1988年的改革运动之后,印度尼西亚通过将东盟作为其外交的核心要素来重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说法,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是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的,不是由力量的关系而是由影响的关系构成的,因此提出了共同的责任。印度尼西亚本身是东盟的中心,将东盟置于印度太平洋作为核心作用,同时在其对外关系中促进对话与合作,促进所有人的繁荣以及海洋领域作为统一元素的重要性(wawasan nusantara)。

然后,康戴维教授提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使用一个家庭比喻来解释:即使东盟国家对中国保持谨慎,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它们仍需要中国。朝着它。 康戴维教授讲求了不要忘记日本或欧洲联盟的作用重要性,再次强调南亚国家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 

总而言之,印度太平洋这一新的中部地区的未来将取决于中美对抗的发展,特朗普总统任职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可能的“新枢纽”,其他多边机构在该地区的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及其与中国邻国的关系。

由翟教授领导的问答首先侧重于一带一路。康戴维教授辩称,一带一路可能对东南亚国家有利,但他也提示了东南亚国家对某些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湄公河流域的冲突风险以及中国“拉关系”相对于柬埔寨或老挝等国家的社会成本的担忧。最后,讨论集中在以下问题上:东盟缺乏作为多边组织的能力,中国极不可能采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以及大国与东盟而不是与其成员国分开对话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