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座: 罗伊克•布隆迪欧” 法国的参与式民主:对比强烈的情况总结”, 2017 年09月6 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将于9月6日 举办关于“法国的参与式民主:对比强烈的情况总结”的研讨会,诚邀您的参与!


Loïc Blondiaux 罗伊克•布隆迪欧

LoicBlondiaux罗伊克•布隆迪欧是位政治学家,他也是巴黎先贤祠索邦一大的教授和欧洲社会学政治学中心的研究员(CESSP EHESS/PARIS 1/CNRS)。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公民参与、民主革新和公共舆论等内容。他负责主持《参与》杂志和(巴黎一大的)“公民参与协调工程学”硕士专业,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他主持了“民主与参与”科学性小组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他还是尼古拉•于洛基金会科学顾问委员会、“共同决策”智库、巴黎公共讨论委员会以及“协商和公民参与学院”理事会的成员。其主要著作有《制造舆论》(瑟伊出版社,1998)和《民主的新精神》(瑟伊出版社,2008)。


法国的参与式民主:对比强烈的情况总结

从2000年代初起,法国的立法就承认了公民参与制定决策的权利,尤其是在环境领域的权利。在地方和国家层级都实施了很多机制(街区委员会、公共讨论委员会、公民议事会、参与预算、数字协商平台……),这些机制试图以比较直接的方式将公民和与他们有关的决策联系起来。但是这些尝试行为的最终结果并不明朗。因为参与式民主在法国的传播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制度和社会障碍,而文化障碍则更为突出,这些障碍都需要人们了解清楚并描述出来。还需要考虑的一点,是保证这些尝试行动获得成功需要哪些条件(物质的和政治的)。

评议人: 刘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主持人: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

下午2:00 – 5:00
清华大学,明斋楼 315教室

讲座:Loïc Blondiaux 罗伊克•布隆迪欧,”经受考验的代议制民主”, 2017年9月5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荣幸地邀请您前来参加下面的讲座:



LoicBlondiauxLoïc Blondiaux 罗伊克•布隆迪欧

罗伊克•布隆迪欧是位政治学家,他也是巴黎先贤祠索邦一大的教授和欧洲社会学政治学中心的研究员(CESSP EHESS/PARIS 1/CNRS)。他的研究工作主要针对公民参与、民主革新和公共舆论等内容。他负责主持《参与》杂志和(巴黎一大的)“公民参与协调工程学”硕士专业,在2010年到2016年期间,他主持了“民主与参与”科学性小组的科学顾问委员会。他还是尼古拉•于洛基金会科学顾问委员会、“共同决策”智库、巴黎公共讨论委员会以及“协商和公民参与学院”理事会的成员。其主要著作有《制造舆论》(瑟伊出版社,1998)和《民主的新精神》(瑟伊出版社,2008)。


经受考验的代议制民主

法国社会对代议制民主已经不再拥有共识。事实上,在处理社会和经济危机以及法国社会中日益增加的恐怖主义威胁和极端主义倾向方面,它显示出了许多弱点。针对代议制民主的效率与合法性面临的双重危机,20世纪初以来法国出现了一些新的理论概念和实践命题,旨在增强政治代表的民主性。一些思想家提倡更具包容性的代表制,能够通过建立具连续性的民主机构和一些以民众倡议为基础的公投机制,以此来协调代表和参与的问题。其他人则要求通过新的参与机制使代表渠道多样化。罗伊克•布隆迪欧还将参考一些实践的创新,其中,有一些做法已经得到尝试,例如参与式预算编制或数字民主平台。

评议人: 刘瑜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

 主持人: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

2017年9月5日(星期二)

下午2:00 – 5:00
清华大学,明斋楼 315教室

该讲座将用法语举行 (有现场中文翻译)

马里昂•卡雷尔(Marion Carrel), “公众参与与社会议题的宣传化:工薪街区中集体协商的脆弱影响”, 2017年04月14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荣幸地邀请您前来参加下面的讲座:



carrel_photoMarion Carrel

马里昂•卡雷尔(Marion Carrel)是里尔三大 “个人、考验与社会” 研究中心的社会学讲师。她还是《参与与运动》的编委会成员,同时担任“参与与民主”科学性团体的联合主持人。她的主要著作有《让居民参与?公民资格和平民街区中的行动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2013);《政治化与宣传化:工薪街区中集体协商的脆弱影响》(欧洲文化与政治社会学学报,2016 2/3-4),以及与卡特琳娜•内弗 (Catherine Neveu)合编的《普通公民资格——公民实践的一种全新角度(巴黎,卡尔塔拉出版社,2014)。她还参与主持文件《我的城市自行组织起来——平民街区内的社团组织和动员》(《运动》,第85期,2016)的编写。


公众参与与社会议题的宣传化:工薪街区中集体协商的脆弱影响

要想深入理解审议进程的意义,就需要一种政治人种志,它能够查探出这一进程对参与者和公共领域带来的后果。马里昂•卡雷尔(Marion Carrel)分析了在法国由一位活动分子兼专业推广者组织的一种参与过程,主要集中了一小群官员和边缘化个人,其目的是促进相互理解,提出公共事务议题。这种人种志表明,小群体协商与其说接近所谓公共舆论形式,从而勉强达成共识并且再现不平等,它更可能在工薪街区内产生社会议题的初步公众参与和宣传化。这些比较脆弱的影响提出了协商程序带来的集体行动与机构转型的连续性问题。

评议人: 何建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

2017年04月14日(星期五)

下午2:00 – 5:00
清华大学,善斋楼 306教室

该讲座将用法语举行 (有现场中文翻译)

马里昂•卡雷尔 (Marion Carrel) , “参与的指令或赋权?参与的重大问题”, 2017年04月13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荣幸地邀请您前来参加下面的讲座:


carrel_photoMarion Carrel

马里昂•卡雷尔(Marion Carrel)是里尔三 “大个人、考验与社会” 研究中心的社会学讲师。她还是《参与与运动》的编委会成员,同时担任“参与与民主”科学性团体的联合主持人。她的主要著作有《让居民参与?公民资格和平民街区中的行动权》(里昂,高等师范学院,2013);《政治化与宣传化:工薪街区中集体协商的脆弱影响》(欧洲文化与政治社会学学报,2016 2/3-4),以及与卡特琳娜•内弗 (Catherine Neveu)合编的《普通公民资格——公民实践的一种全新角度(巴黎,卡尔塔拉出版社,2014)。她还参与主持文件《我的城市自行组织起来——平民街区内的社团组织和动员》(《运动》,第85期,2016)的编写。


参与的指令或赋权?参与的重大问题

参与式民主往往被概括为参与的指令 :这是政府机构提供的一种向下的并且是反收效的民主机会,以遏止民主的危机。但是公民的参与仍然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杠杆,使始终在建设中的民主再生。在某些情况下,公民参与也可以采用相关人士的专业意见以及共同决策的方法,按一种向上的模式来革新公共政策,也可以鼓励人们对政府机构提出质疑和意见,鼓励人们解放思想,尤其是那些境况最不稳定而且离公共话语权最远的人。现在,公民参与可以并且应该着重考虑一些新的伙伴,即社群活动者。

评议人: 何建宇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持人: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

2017年04月13日(星期四)

下午2:00 – 5:00 清华大学,善斋楼 306教室

该讲座将用法语举行 (有现场中文翻译)

托马斯•克茨班 (Thomas Kirszbaum) , “法国平民街区的公民参与”, 2016年09月30日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和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荣幸地邀请您前来参加下面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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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克茨班 (Thomas Kirszbaum)

社会学家托马斯•克茨班是卡尚高等师范学院政治社会科学学院的研究员,任教于巴黎十大南泰尔大学,研究关注点包括城市政策、反歧视斗争和融合问题。主要出版物有:2015年由拂晓出版社出版的《消灭郊区?-城市政策幻觉的破灭》、2009年由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城市改造-美国的经验》和2008法年法国国家出版中心出版的“反歧视促平等高级公署(HALDE)” 研究中心的《居住环境中的社会交融-从比较的角度看文学》。


法国平民街区的公民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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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关于平民街区公民参与问题的研讨会上发言的托马斯•克茨班会着重分析城市政策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最初作为“城市民主试验室”被设置出来的城市政策,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受到高高在上的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左右,把公民社会逐渐排斥在政策制定过程之外了。2005年秋,法国发生暴乱以后,公民参与的问题重新回到了此项公共政策的工作第一线。通常的分析认为,这些暴乱的产生原因是当地居民缺乏民主融入的问题。但是,因为结构性困难限制了法国平民街区里公民参与,导致居民的“行动权”(英语“赋权”的法文翻译)或公共政策“共同建造”这些新政治主张很难真正在实际中实现。不过,最近的城市政策改革因为引入了公民顾问这个新工具而有所创新。

公民议事会:延续或更新“法国式”的参与民主?托马斯•克茨班 Thomas Kirszbaum, 政治社会科学院(卡尚高等师范学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所)合作研究员   法国有一种“城市政策”,它针对的是一些少数民族占很大比例的街区。简单来说,城市政策旨在加强公共行动来扶助这些受到重点关注的街区,这些街区通常遭遇了经济、社会和城市秩序以及民主融合等诸方面的困难。在法国,这种公共政策四十年来的发展离不开地方分权的推动。城市政策实际上有多种性质:由国家主导,同时也是市镇(或市镇间)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城市政策很快为市长们所用,他们从中找到了确认他们在地方管理上的领导权的工具。在这种城市政策地方化的同时,政府给居民提供的参与地方事务的机会显然有所增加,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参与式民主”,但这些机会受到了地方议员的严格控制。因为法国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是基于整体利益的概念,只有通过普选而获得巨大合法性的议员才能站在国家的立场来表达这种整体利益。公民社会的表达由于其缺乏代表性而被认为是少数人的,从而被贬低到个别利益的范畴。 在平民街区,如何来代表居民利益,这项活动似乎比公共生活的其它领域更难进行组织,在其它公共生活领域中,某些私人利益在行业工会中可以拥有制度代表。政治学家认为法国公共决策系统对利益的考虑是一种“新行会主义”的做法。而在这些街区中并没有类似的组织,只有市长始终被视为居民的合法代表。 极推崇代议制民主的法国政治文化成为了公民参与的结构性障碍。当然也有很多“征求民意”或“协商”的空间,使居民能对地方决策产生(少量的)影响,对此的一个明确要求是议员保留作最终决定的特权。 在实际操作中,参与式民主的地方决策机构中的居民发言权被极特殊的社会阶层高度垄断:比该街区一般居民更富有的中老年白人男性。在平民街区,妇女、少数民族和年轻人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参与式民主的“结构性缺席者”。 此外,在这些地区,还存在移民(或被认为是移民,实际上这些人往往是在法国出生的)融入社会的“共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政府机关在与这些街区的居民交流的时候,往往产生一整套设想,通过移民与文化认同标准之间的差距来看待或由此而惧怕这些居民,因而认为他们无法作为真正的公民来行动。 同样也是出于想象,我们还可以加上“社群主义”的这一可怖现象,政界人士喜欢用这个贬义词来指出一些民众(主要是穆斯林)效忠宗教团体而不是法兰西民族的危险(主要是想象的)。揭示“社群主义危险”,使社群这个概念名誉扫地。然而,社群是人们共享的。否定社群概念也就贬低了由共同利益而推动的集体行动。 另一个惰性因素在于公共行动工具。在这里我想到了政府机构是如何对待协会的。主流的做法是将协会工具化。在作出某些政治选择时,协会不但没有被地方政府视为具有足够合法性的合作伙伴,反而越来越被认为是公共政策的执行者,服务于公共权力部门单方面确定的目标。21世纪初的数年里,在“新型公共管理”规则——即业绩数字化文化影响下,公共政策产生了整体变化,从而使得这种趋势越发明显。 然而……尽管有结构上的限制,在平民街区依然存在许多公民活动,因此这些居民区远不是像我们经常介绍的那样公民意识淡漠的地方。有些活动从属于制造“社会联系”的逻辑,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得到政府补贴(有限的)。而其他的活动形式可能会服从于一种冲突性逻辑,也就是力量对比的逻辑,从而质疑公共政策,但这些形式的活动很少会得到政府的承认。 这就是平民街区内公民参与的一个根本性的两难:参与到“做”的逻辑中,开发项目,并希望得到政府财政支持,但前提是行动要非政治化而且要双方一致同意。或者为居民代言,表达集体诉求,公开要求政府机构就某些问题予以回应,突出民主中冲突的一面,但是除非采取非法方式,否则还是无法进入机构民主的角力中。 法国这种令人悲观的情况这几年有些改变。奥朗德当选总统后,参与问题重新引起了城市部的注意,该部委终于传达了一部分城市政策专家的忧虑。这些专家苦于远离市民,设想出一种更具真实参与性的城市政策,在这一政策之下,他们将“和”公民一起、而不仅是“为”公民工作。这种不安在2005年秋天动乱之后十分明显,据分析,这些动乱被视为这些街区居民参与民主不足的症状。2005年后,专家都使用“赋权”这个词,译成法语就是“行动权”,作为城市政策民主化的救生板。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城市部部长弗朗索瓦·拉米在2013年就居民参与问题请教了两位知名人士,即社会学家玛丽-艾莲娜·巴盖,和法国自由友爱协会领导人穆罕默德·迈时玛什,该协会是在2005年11月Clichy-sous-Bois发生暴乱之后而建立。他们的建言报告主张城市政策要实行“激进的”民主化,号召打开市民“行动权利”的广阔空间。但几乎报告中所有的建议都没有落实。 唯一的真正改变随着“公民议事会”的创立而到来,2014年2月21日关于城市和城市凝聚力的拉米法案规定在每个重点街区都必须实行公民议事会。法律正式认定了城市政策必须有公民参与。到目前为止情况并非如此。但是政府采取了立法手段这一事实表明政权向法国公民社会的开放完全不是自然而成。 值得注意的是,迈时玛什的报告没有提出建立公民议事会,而是在蒙特利尔市经验启发下的“街区圆桌会议”,在这座加拿大城市中,公民和协会组织享有的活动组织和质疑政府机构的自由比通过公民议事会得到的自由要大得多。公民议事会更多地延续了法国市镇30年来实施的参与式民主的制度机制,其特点是受到当地议员的严格监控。 公民议事会的做法是城市部和占据议事会多数席位的地方行政首脑之间妥协的结果,后者想通过这一选择来表明他们对参与进程的掌控。因为公民议事会的落实工作还是要由来自政府机构的合作伙伴(主要是市镇和国家)来主持。国会议员们也很排斥迈时玛什报告中提出的“共同决策”这一核心概念,而倾向于使用“共同建设”城市政策的这样一个更模糊的说法。 公民议事会作为权力上层赋予下层的参与制度,往往令人想起另一个机构,那就是从2002年起居民数超过8万的所有城市都必须推行的街区会议(在拥有2万至8万居民的乡镇是非强制性的)。在某些方面,公民议事会相比街区会有所革新:例如市镇议员不能理所当然地成为公民议事会成员,出席公民议事会的居民由抽签决定以便使参与居民身份多样化,议事会成员以及其他积极参与者将接受培训,最后就是公民议事会的代表会被邀请参与到城市政策治理中。 拉米法案投票通过三年后,1300个公民议事会中有效实施运作的几乎才一半,至于这些议事会中居民的积极性、公民议事会相对市政府的独立性,以及对于公民一会未来角色的不确定性,从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初步总结来看,结果令人喜忧参半。和大部分法国大城市一样,波尔多已经发展起许多参与式民主机制,这个城市的案例体现了这种参与式民主新工具取得的进展和受到的局限。 在波尔多,城市政策锁定了六个“重点”街区。为了在这六个街区推行公民议事会,波尔多市做出了一个勇敢的抉择:将居民和协会组织联系在一起,他们将来很可能成为这些新型参与机构的成员。由此产生了一个“预备工作小组”,由负责实施城市政策的市政班子主持,也就是城市社会发展处负责,还有一位来自中央政府的代表和我本人(作为社会学专家)参与其中。之所以创立这个“预备工作小组”,是因为城市社会发展处深刻感受到了公民参与的必要性,从而有了创建预备工作小组的想法。该发展处得到波尔多负责城市政策的副市长坚定支持,她也赞同公民参与这一主张。 2015年末到2016年初,共有29位市民和协会志愿者一起进行工作,起草一份名为《波尔多公民议事会预备工作》的文件。这个小组已经在市政厅组织了4次会议。在操作过程中(根据我的提议),小组前往这六个“重点”街区向居民和协会组织宣传这些工作成果,以丰富他们的提议内容。 这种做法在法国也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使得居民和协会在公民议事会机制出台之前能够表达自己对此有何期待。几个月来,参加预备工作小组的市民显示出他们的能力,可以做出合理决定并且设想各种可能情况,包括那些最具技术性的。这些市民还展现出从集体利益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能力,而且并不会为此而质疑议员的作用以及议员得到选民授权而具备的合法性。 积极参加预备工作小组的公民还提出设置一些前所未有的审议机制,以此来对权力的行使进行改革。他们在第一次会议上就直言了这一看法:如果只是在现有的协商机制中再加入一层,那么积极参与到这个多出来的机制中又有什么意义呢?小组因此明确表示希望与负责城市政策的机构“共同决策”,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未来的公民议事会真正的吸引力所在。因此,他们在最终文件中指出,“承认与政府合法性形成互补的公民议事会合法性,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它可以重建民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文件还指出,共同决策必须本着“负责和共识的精神”进行。 尽管有这些预防措施,当他们的工作成果呈交给议员和城市其他部门时,还是引发了小规模的地方危机。对于波尔多市的市政主管和负责重点街区市容翻新项目的市政技术人员来说,共同决策这一原则推翻了至今为止都和普通市民保持距离的城市管理办法。 对于市议员而言,尤其是“街区负责人”来说,公民议事会成员的招募模式是症结所在。法律规定议事会由两个团体组成:一部分是按男女比例均等来抽签当选的居民,另一部分是协会组织和地方重要角色的代表。预备小组则提出每次公民议事会的30位成员(任期为两年)中,三分之二为居民代表,三分之一为地方参与者(主要是协会人士),后者习惯了作为公共行动的一分子,可以为前者提供支持。他们还主张席位分配应反映年龄分布、外籍人口的权重(尤其是欧盟以外国家的)或者是每个街区中不同的社会职业阶层。 该小组提议动员小组本身成员、市政府班子以及其他机构合作者(廉租房出资方、学校……)进行上门推广、发放多语种宣传册、组织地方行活动,借此来挑选公民议事会的候选成员。只有在志愿参加者名单超过席位数或者志愿者在当地并不具备足够代表性的情况下,才考虑进行抽签。 当街区负责人意识到他们对公民议事会的招募、议程的敲定以及会议的主持没有发言权时,他们感到很紧张。他们害怕失去权力,因为他们无法把自己的亲信插入公民议事会内部。他们与城市社会发展处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负责城市政策的副市长陷入两难。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同意了议员提出的要求,也就是从选举名单中抽签选出20位居民中的一半,而不再是完全根据关系网并以居民的意愿为基础进行挑选。候选名单上没有任何外国国籍人士,尽管在这些街区里他们人数众多。 城市社会发展处致力于实施预备小组的其他建议,由于是关于公民议事会内部运行方式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失去了预备小组的信任,按照议员的要求,预备小组不再以正式形式存在。一些预备小组成员也主动充当公民议事会的成员,但这都是个人行为。而市政府班子也很难是为每次公民议事会找到30位符合条件的人,因为前提条件是要遵守男女比例均等并且至少有2人年纪在25岁以下。 城市社会管理处仍然相信公民议事会是改变城市政策导向的一个机会。但议员和市政府官员表现得十分抗拒,说明成功之路还很漫长。在法国,所谓的代议制民主正大失影响力,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在平民街区比其他地方情况更严重,市政府似乎并不准备重新考虑他们权力行使的方式。参与式民主的工具的开发使得普选产生的议员重新在公民那里得到合法性。在这个意义上说,“法国式的”参与式民主是一种代议制民主的扩展。但公民解一旦稍微表露出摆脱议监管的意图,就会激起大部分议员的不信任和敌意。在文件中,公民议事会是对现有参与机构的有意义的创新。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不会打破当地权力的平衡,不会成为抗衡势力。

评议人:寿慧生 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讨论会主持人: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

2016年09月30日, 2:00 -4:00 清华大学, 熊之行楼, 211教室

Erik Neveu, “媒体和公共问题构建”, 2016年02月23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荣幸地邀请您前来参加下面的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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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政治学院教授


“媒体和公共问题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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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k Neveu 教授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政治学家。现住雷恩政治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体与新闻社会学、公民行动、公共问题建构。
本次讲座意在以法国,英国和美国为例,阐述媒体在公共问题构建中的特别作用,即其在某社会事件逐渐成为公共辩论,追索直至决策的中心这一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在简要介绍“公共问题”研究中的几个基本理论后,我们将分三步讨论讲座主题。首先,我们要着重讨论传媒中“资源”和媒体圈外人扮演的各种角色。这些圈外人如何是如何将自身的“问题”和视角在媒体中体现的?怎样解释可观察到的不平等和在媒体中将影响力最大化的技巧?第二步,我们将讨论在各个分工部门的运行中,媒体是怎样挑选公共问题的:哪些信息有报道价值?把报道分在某个版块会产生什么影响?记者的常识等因素在选择有报道价值的信息时起到什么作用?我们将通过分析天气变暖和环境等话题的报道来阐述以上运行机制,并赋予其历史深度。

2016年02月23日(星期二)
下午2:00 – 5:00
清华大学,清华园
善斋,306教室

评议人:
何建宇教授
马克思主义学院

曾繁旭教授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主持人: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

该讲座将用法语举行 (有现场中文翻译)

请发邮件确实参加: contact@beijing-cf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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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马蒂欧 (Lilian Mathieu) :”社会化与社会参与, 以捍卫法国移民子女受教育权的社会动员为例”, 2015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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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利安•马蒂欧 (Lilian Mathieu)教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里昂高等师范学校

“社会化与社会参与, 以捍卫法国移民子女受教育权的社会动员为例”

2015年6月17日(星期三), 下午两点到四点 熊知行楼,社会学系 ,211室

评议人 晋军副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主持人 柯蕾教授 清华大学中法中心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