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世民书院康代为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亚洲有没有特别的变种?”

在主要是外国留学生面前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讲座上,CERI –Sciences Po东南亚地区专家、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康戴维教授(David Camroux)着重讨论了通过观察东南亚的不同领导人来表达民粹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中法中心的方珊琳与傅蘭思,康代为教授与苏世民书院的何思明

首先,康戴维教授提出了科学文献中包含的三个民粹主义定义:

  1. 民粹主义是次要的意识形态,与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例如,允许所谓的“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表达差异。
  2. 民粹主义是一种增加政治影响力的策略,尤其是为了赢得选举。
  3. 民粹主义是一种表演的风格,一种修辞、话语的风格,它使用了“人民的语言”。实际上,根据扬·沃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的观点,民粹主义除了对立精英人士与“人民”之外,还使把其使用者当作“真实人民的代表”。

康教授随后描述了菲律宾一案该国由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他是一个自称“市长”(他曾在达沃任职)的政治家,反对马尼拉的精英阶层,其政策旨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每个人都腐败”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积极形象。尽管在“禁毒战争”中对毒贩采取了残酷的政策,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仍然非常受欢迎,其批准率接近人口的75% 。

杜特尔特总统所用的语言解释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发言有时不是很有礼貌,可是他与精英保持距离,直到他拒绝精英并把自己定位为“被忽视的人民”的领袖。因此,他造成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是腐败的精英,而且还包括毒品卡特尔,恐怖分子,军方以及国际社会对他的暴力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外国情报。

在介绍此案例研究后,康戴维教授提出了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八个方面,其中的六个已由让·保罗·加格农 (Jean-Paul Gagnon) 提出。为此,他提示了该地区各种领导人的政策特点,例如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来西亚),洪森(柬埔寨),乔科·“Jokowi” 维多多(印度尼西亚),巴育·陈·奥查将军(泰国),罗德里戈” Rody” 杜特尔特(菲律宾)与昂山素姬(缅甸)。

  1. 他们的政策可以是排他性的或包容性的。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领导人选择了包容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选择了大多数民族都不说的国家语言。反而,一些国家执行排除或限制一部分人口的政策,比如在泰国,随着“泰国身份”的复兴,泰国南部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被边缘化。
  2. 即使所有领导人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可以表现出专制或民主倾向
  3. 有些支持市场经济(尽管在印度尼西亚通常有更多的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另一些则主张对资源进行更重新分配的政策,例如一定程度上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但他积极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使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受益。
  4. 领导者可以表现为仇外或国际主义者。某些民粹主义者可以将外界作为内部问题的替罪羊。相反,像乔科·维多多与昂山素姬这样的领导人则享有国际化政治人物的形象。
  5. 政府欲建立基于选举的沟通或更具参与性的政治体制。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杜特尔特总统在推特上非常活跃。
  6.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可以基于其国家所知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比如在泰国的暹罗时期(十四至十六世纪),或基于未来灵感的来源
  7. 领导人可以有宗教话语,例如巴育·陈·奥查将军坚持佛教应该是泰国的官方宗教,或者相反,像印度尼西亚的乔科·维多多具有世俗的言论
  8. 政治家可以对继承人有特殊的或王朝的话语,例如柬埔寨的洪森,在他已经掌权30年之后,正准备让儿子接替他。

为了继续他的理论演讲,康戴维教授随后分析了可能影响东南亚领导人民粹主义言论和实践的不同变量:政体类型(总统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等),选举制度,国家机构的弱点或实力面对人口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背后动员的能力,以及一个外部变量,民粹主义者可以从外国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中获得合法性。

最后,康戴维教授通过总结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特征来回应演讲题目:社会不平等迫使下层阶级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作用,再加上虚假新闻,都产生了新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对基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的质疑鼓励了该地区新的民族主义态度。最后,对民粹主义者潜在失败的担忧反映了一种观点,导康戴维教授以一个问题而不是讲座名称的答案作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可能确定在民粹主义的表达中存在亚洲变体。

在随后的丰富问答中,康戴维教授坚持公民身份的概念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以面对民粹主义倾向。当民粹主义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身份破坏力量均衡时,面对民粹主义很重要。康戴维教授还强调,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并不是对抗性的,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并提示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次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态度。辩论还使人们有可能以文明的话语讨论某个民族的归属感以及这些国家的华人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这是康戴维所说的一种危险的想法。总而言之,讨论集中在有关东南亚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在那里对领导人的话语进行分析可能是繁琐而有趣的任务,需要在当前研究中进一步发展。

2019年11月28日晚上7点在苏世民书院康戴维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有没有亚洲变体?”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handbooks, the study of populism is developing as a sub-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Yet the term “populism” has become so widely used in the media that its salience as an empirical category c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Pr. Camroux wish to suggest three ways of looking at populism: as strategy, performative style and thin ideology, and propose, following Jan Müller, a limited definition. In looking at three contemporary leaders in Southeast Asia – Rodrigo Duterte, Hun Sen and Aung San Suu Kyi – he argues that populist theory provides a useful analytical grid for examining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ractice. David Camroux’s reflections on the subject spring from a stimulating research group at Sciences Po on the ‘New Demagogues’, whose work has resulted in a first edited volume Les populismes au pouvo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