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研究所邀请了欧海洋来谈 “家庭社会学,个人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中法研究中心法国南特社会科学研究中心欧海洋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讲座

——家庭社会学、个体与现代理论

借助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及历史社学会研究理论解决当代中国结婚匹配研究的空白点。

配偶选择与婚姻策略均是当代中国的热门话题,中国社会科学领域也对该问题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院唐灿女士邀请,欧海洋先生(Aurélien
Boucher)对各位热衷于该话题的研究员做了一次讲座。此次讲座的目的是重新审视相关研究过程中,认识论上配偶形式的“简化”及其二元对立(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

受诺贝特斯·埃利亚斯的社会历史方法及其理论(个体与社会)的启发,欧海洋先生也提出了数条思考路线,或可对中国社会及其“现代特色”研究方法上的革新有所裨益。

婚姻策略:中国特色?

“西方”个体“自由”选择配偶的思想得到中国家庭社会学家的普遍认可。这一思想也毫无争议地出现在参考书目《社会学与中国社会》讲述家庭的一个章节里,它却值得我们探讨一二。

因此,若要表明“社会学上的配偶”既非所谓“传统”社会的特性,亦非中国特色,介绍阿兰·德罗西耶(Alain Desrosières)的研究则不无用处。

其次,通过参考莫妮克·德·圣玛丹(Monique de Saint-Martin)的理论及有关贵族的研究,我们同样可以得知,在一些高度分化的社会,涵盖同一“社会阶层”或同一“社会等级”的以生儿育女为目的的理性“婚姻策略”不会完全消亡。

社会历史方法取代朴实的统计

讲座第一部分主要指出“转型”方法中较为常用的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以及自由个体与家庭强迫选择的对立所产生的微弱的启发性影响。

这种认识论批判的目标是希望让中国学者注意自己的“自发观念”及关注历史因素在定量调查的重要性。

因此,为弄清楚中国人如何选择配偶,我们对一项统计调查研究进行了分析。我们尤其需要以十年为周期,对该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一些可能对个人或家庭择偶的可能性造成影响的历史事件(“自由”婚姻宣传运动、上山下乡运动、集体化运动和户口制度宽松化)将不被纳入考虑范畴。例如,我们可以断定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个体很难有机会同其父母在择偶上达成一致,如果后者在1958-1961年大饥荒中去世了的话……

因而,这些思考把我们送回死啃让-克罗德·帕瑟隆(Passeron)珍贵的关于图表数据和学者讨论的数据二者的差异的认识论分析中去。

同时,这些思考也让我们重温其他认识论基本原理。借助曼海姆(Mannheim)的理论去辨析何谓社会学家眼中的“一代”,抑或使用尚帕涅(Champagne)的思想自问当个体被问及如何择偶时会作何解答……

中国诸位同行已欣然接受这些于己有益的自发类别的评论。

 

现代性再思考:社会历史及诺贝特·埃利亚斯的学说

讲座中推介几种思考路线,通过择偶案例来重审现代性,批判变得更易于接受。

与其想着借助父母的意见或同父母共同决策作为防抗现代性的重要回答,不如自问,在社会不安全因素上升(因劳资变化引起的经济、学校与社会方面的激烈竞争)的纯现代环境下,年青一代脱离对家庭的经济依赖,便不会使早已根深蒂固的婚姻策略死灰复燃?

根据埃利亚斯的思想,这也是在自问现代性,抑或“走向更高级的个体化的社会变革”不会为“个体打开一条通向多种满足或成就、不满或失败的某些特殊形式的通道”,同样,它会带来新的快乐、幸福与舒适,并将其暴露于社会中更特殊的新的痛苦、不满、不悦和疾病。

 


[i] Li Peilin, Li Qiang & Ma Rong (李培林,李强 & 马戎).(2008). Sociologie et société chinoise (社会学与中国社会). Pékin : Maison d’édition des sciences sociales de Chin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i] Elias, N. (1998). La société des individus. Paris : Fayard, p.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