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的思想家”的第四和第五次讲座 – 黎乐迪(Lilti)教授 –

中法中心举办一系列关于“欧洲启蒙思想家”讲座的范围内,本中心有幸由2013527日至31日在北京迎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黎乐迪先生(Antoine Lilti)。

以下是一周会议及讨论回顾。

 

从现代名望到启蒙运动继承者:

黎乐迪教授在其来访期间,为我们做了两场主题分别为“让·雅克·卢梭的名望”(讲演地点为北京大学)和“米歇尔·福柯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讲演地点为清华大学)的精彩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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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第一场讲演中,黎乐迪先生为中国公众描述了“让·雅克”的名望给卢梭提出的一个大难题。卢梭倡导简单而“真诚”的生活理念,其行为同其所捍卫的箴言需一致,但他却身不由己,成为一名“公众”人物,行为一直是读者评论的对象。黎教授主要解释了卢梭对于真诚与简单的向往是如何引起公众对“让雅克”私生活进行验证和评论的需要,以致他自我感觉受到迫害。据黎教授的话,卢梭必须“接受这样的要求:既要同既成观念决裂,又要让其他人知道这种决裂是真诚且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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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乐迪先生通过让雅克·卢梭的例子,分析“现代”名望的诞生。晨间散步时被“支持者”跟随,频繁出现在全欧报纸头条,卢梭俨然成为一个“明星”,不得不顾虑“让雅克”的形象与公众对的认可。在好莱坞明星远还没有出现的当时,卢梭就已感受过“已变为文化现象的名望”。

第二场讲演涉及另一个当代社会热门话题。事实上,关于启蒙运动在米歇尔·福柯思想中的地位的研究,也是关于不同历史政治背景下启蒙运动哲学思想的应用的更宽泛讨论的一项内容。在福柯一例中,对于启蒙运动(尤其是康德)的遗产的主张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他对于个体被锻造成主体的能力的思考演变过程;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处境况下,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知识分子形象的讨论使得福柯必须阐明他同启蒙运动的关系。

在黎乐迪看来,福柯一直以来都在自我克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讨论启蒙运动。或许他认为,启蒙运动“既非作为一个时期,也非作为价值或作品的总和而存在着[1]。此外,他表示,‘启蒙之光’发现了自由,也创造了规训。[2]

这种定位虽别具一格,但还不足于使我们将福柯视为一名“反启蒙运动分子”。黎乐迪重读了福柯最后的著作及其在法兰西学院的教程,表示福柯更多的属于表达批判思考和对历史的思考的康德传统阵营。

启蒙运动、米歇尔·福柯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有关米歇尔·福柯思想的思考引起许多中国专家加入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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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只有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接受将福柯视为“反启蒙运动分子”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雷颐也明确表示,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福柯开始被保守派知识分子接受。他们将福柯视为西方思想和理性主义的批评家。他们声称福柯的阐释会导致启蒙运动“解救者”计划的废除,利用福柯的作品来论证政治体制不宜改革。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分子将福柯——一名鲜明反对所有形式的规训和极权主义的作者——变成一名非民主政治体制的捍卫者。


[1]见《言论与写作集》第36-37页。

[2]见《规训与惩罚》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