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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博礼(Boris Gobille)教授讨论会 – 法国68年5月运动

中法中心荣幸地邀请到里昂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高博礼先生来我们的

“历史与记忆”系列讲座,他举行了两场关于68年五月运动历史以及记忆争论焦点的演讲,日期为2013年11月12与14 日。

有关68年五月风暴历史编纂的复杂性

高博礼的两场演讲追朔到68年五月在法国发生的各类事件,同时介绍当代对此不同的论述记忆之间的争议焦点。第一场演讲主要是让听众知悉1968年法国大学生和工人在不同阶段的抗争。

在分析关于集体记忆的影响之前,就应该在第一时间谈论68年五月运动的历史编纂问题。高博礼认为,68年五月运动不是在某个带头人、某个工会或某个政治组织的指挥下产生发展的,而是“自下而上”,可以说是自发的,甚至在当时是无法预料事态发展的。高博礼还着重指出下列事实:68年五月运动远远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它揭示了戴高乐政府正面临在法国实际存在,而且已扩展到劳工界及其他行业的政治危机。

为了了解68年五月运动,高博礼坚持要采用历史发展观的研究方式,如同Michel Dobry的分析那样,Dobry 认为政治危机是社会层面上互不相干的板块携手并肩成一体的结果[1]。这时候就应该通过民众总动员的情势来理解五月风暴,他们虽属不同行业,但迟早会联合起来

因此,68年五月运动其实是反映出了传统政党以及工会组织(如法国共产党,劳工总工会)已经失败,虽然他们依然坚称自己是“革命”的,但早就置身于保守阵营,站在了相当一部分已加入“成为革命者”的民众的对立面[2]

68年5月10日至11日为“街垒之夜”,但跟着而来的警察镇压,令学生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很快就蔓延到工人族群,特别是劳工总工会的火上加油,这个工会忽然180度大转身,号召在68年5月13日那天组织一场大罢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不过工人们的抗议来势汹汹,工会无法能控制,5月13日的罢工原则上是一天,结果却延续下去了,工人们提出一直没能满足的诉求。

工会上层眼见工人运动脱缰,就试图阻止学生跟工人往来,5月16日劳工总工会发出禁令,不准无政府主义分子、托洛斯基分子和毛分子学生进入位于Boulogne-Billancourt 的雷诺汽车工厂。68年五月运动留下的一项重要影响,就是工人和学生拿下话语权,从而取消了那些“专家”们(政党与工会,知识分子)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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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的记忆与不同的重新解析

高博礼首先谈到68年五月运动的不同阶段以及对当时那种政治社会危机之下所发生的事件而采取的研究方式,之后在第二场演讲中,他分析了以68年五月运动为主题的记忆争论,以至随着时间转移就出现了歪曲历史的现象。那些记忆争论都是从“关键时刻”,按68年之后至今的历史发展而切入的。

运动刚刚结束,各种针锋相对的阐释就出现了。极右派肯定其中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前前后后就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古巴、苏联,甚至北京。法国共产党和劳工总工会认为68年五月运动正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的典型的阶级矛盾。而Alain Touraine则提出以下的观点:68年五月运动宣示了在他称作“后工业社会”的情势下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新模式。

极力反对学生运动的雷蒙·阿隆作出的阐析就更决绝了。他认为学生们的激进暴动需要从心理角度来解释,甚或进行临床诊断。这些在60年代人数激增的学生们不满拥挤混杂现状,引起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和一下子的“狂热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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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动如此去政治化在10年之后又重新出现,那是纪念运动10周年之际,在阐述68年五月运动的“关键时刻”中。1978年,某些当年学生抗争运动的参加者在媒体对专制制度的鞭挞中现身。这些“新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革命行动,包括68年五月运动在内,从根本上来看其实就是向专制主义过渡,因此必须予以反对。

在同一时间很盛行的另一种解析也是来自当年的学生,他们是毛主义分子。如Serge July一样,他们从68年五月运动中看到一场“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大动员。Serge July认为这不是一场社会大动员,而是通过表现出来的某种非政治性的崇高的“文化极左”姿态,决心挣脱当时戴高乐社会下的专制枷锁。

1978年, Régis Debray 关于五月风暴的观点也有了长期的影响。68年他在玻利维亚坐牢,没能参加这个运动。由于发动起来的学生批判了国家及体制,他就认为五月运动对经济自由化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80年代,又有新的阐述,将重点放在运动的享乐主义及消费主义方面。根据Gilles Lipovetsky的分析,“五月运动精神”首先是80年代个人主义泛滥的起因。紧跟着Lipovetsky,Alain Renaut 与 Luc Ferry也附和五月运动为享乐主义的观点。他们宣称学生运动其实是企图以专制主义和反民主精神改变社会,因此必须予以清除。

随着时间以及有关著作的出版,那些论点都使对68 五月事件的阐述固定下来。1998年Jean-Pierre Le Goff出版了“68年五月风暴,无奈的遗产”。他再次辨别“政治极左”与“文化极左”,前者的实质是集权,而后者本可以狂热个人主义和无限消费主义的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臆断赢得观念之役。所有这些阐述都有助于某些人要“清除68五月精神”的旨意,这正是2007年萨克奇竞选总统时的高喊的口号。

高博礼的两场演讲引发听众极大兴趣。他们对68年五月运动提出尖锐的问题,也表示可以将当时在法国与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对照。68年五月中国正值

文化革命时期,而在法国则有毛主义分子,这种巧合激起一些听众朋友的好奇心。他们询问当年法国学生是否知道68年中国的社会形势。然而需要肯定的是将法国的68五月事件和中国文化革命进行对照必须是有限度的,因为运动在法国是自发的,当局或领导都没有插手。is18

 


[1] Michel DOBRY, Sociologie des crises politiques. La dynamique des mobilisations multisectorielles,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1986.

[2] 有关“成为革命者”这个概念,高博礼教授推荐了Timothy Tackett关于法国1789大革命的分析,特别是他的著作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历史与记忆讲座系列 – 第一届 : “记忆及其历史:以犹太种族灭绝为例” – 石妮歌 (Nicole Lapierre) 女士

 “历史与记忆”讲座系列第一讲:“记忆及其历史:以犹太种族灭绝为例”

在“历史与记忆”系列开始之际,中法中心非常荣幸于2012年5月17日邀请到石妮歌教授(女士)前来主讲。石妮歌乃是“揭开尘封的记忆—-追寻普沃茨克的犹太人”一书的作者,她描述了犹太种族灭绝如何从一部无法说出又被压制的历史变为衡量民族苦难的最高标准。

60多位人士出席该次聚会,其中有清华大学及北京大学历史系的中国学生,还有多位以研究文化革命或追忆中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专家。“看历史”杂志的一位负责人还专程前来,准备将演讲和讨论放上微博。

需要什么条件才能让那些心灵受尽历史事件摧残的受害人敢于站出来述说他们的痛苦经历呢?是否可能“翻过这一页”,怎么翻呢?口述历史能否信得过?当由于某些原因不可能再查阅书面记载的时候,口述历史是否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呢?

这些都是熟知历史的中国与会者与石妮歌之间交谈半小时的主要话题。

演讲之后,在历史系主任刘北成和中法中心主任潘鸣啸的主持下,展开一场讨论,参加者众多,除了有关注回顾历史的中国历史学家,更有石妮歌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客座研究员白夏先生,大家对中法两国的历史记忆问题和口述历史的实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会议主办者的目的是出版这一系列讲座的演讲及讨论内容

石妮歌谈话片断

犹太种族灭绝记忆的不同组成阶段

遗忘与记述之间:双重束缚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首要任务当推“抵抗运动的记忆和家园重建”。

绝少有人敢于提及当年关押在集中营的痛苦,特别是犹太族群里的成员就更是噤若寒蝉。法国的犹太人都不愿意“被尊崇为抵抗运动战士英雄,从而被归入‘种族’受难者之列”,移民美国的坚决地只看未来,而以色列的犹太人则打出旗号要“做坚强独立的不屈不挠的新犹太人,一洗散居外国的软弱无力、孤苦无依的犹太人形象”,这一切促使西方世界不再漠视犹太种族灭绝的问题。

当然出现一些见证人的回忆录,但是很少人阅读;而在犹太人家庭里,子女被置于“双重束缚”的困境,既没有叙述,也没有遗忘,父母只以片言只语谈及过往,认为这就足够了,不愿意让孩子背上过分沉重的历史包袱。
从过去的重建到官方公开承认
在法国,68年5月那一代的犹太知识分子特别积极投入这一重振族群的运动中。只有当直接被关押过集中营的犹太人的孩子们自己长大成为父母了,通过他们作为间接的一代,记忆种族灭绝的代际传承才开始。科研(历史学家Robert O. Paxton关于维希政府的研究尤为显著)、家庭交谈讨论、电影、纪录影片、艺术作品,还有博物馆都宣告了一起伟大的“记忆觉醒”。
到了1990年代中期,法国国家政治司法机关正式承认法国在关押犹太人进集中营一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清洗犹太种族称之为“反人类的罪行”,犹太种族灭绝暴行就进入了公认的阶段。

记忆运动的新阶段

随着2000年代初的犹太种族灭绝历史的记忆传承全球化,开始了一个重建与活化这段历史记忆的阶段。长久以来犹太种族灭绝的记忆被抑制,如今则被视为一个其他种族苦难的参照标准。对于其他遭受迫害的种族(如前南斯拉夫一些国家、亚美尼亚)来说,依据犹太种族大屠杀的范例力争得到对他们苦难的公开承认就成为一项集体诉讼的目的,在他们诉求的过程中引致多重(或许出于政治考虑)记忆法律。从词汇学来看,大家讨论到形容犹太种族灭绝使用得最贴切的名词。在法国用得最普遍的是Shoah。在曾经遭遇大屠杀的南京放映Lanzmann的Shoah这部电影时,中文片名是“浩劫”,这也是评价文化大革命时一般使用的语词。

Interview de Nicole Lapierre par Mme Cui Weiping, professeure à l’Institut du cinéma, parue dans Nanfang Zhoumo, 13 août 2012: http://www.infzm.com/content/79475   et   http://www.infzm.com/content/79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