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20日傅蘭思的讲座:肺炎疫情时期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 个人空间的突然、激烈缩小

疫情时期的胡同入口

2020年7月20日,中法中心主任傅蘭思(Florence Padovani)参与由巴黎当代与现代中国研究中心 Tania Lementec 举办的“受害地域”演播讲座系列。

首先,傅蘭思录音了她发言的内容,主题为肺炎疫情时期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 个人空间的突然、激烈缩小。查看下面听听(语言为法语):

之后,傅蘭思与听众能够线上讨论内容。关于“演播讲座系列”的更多信息请点此链接

 

史曼慈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参与讲座的总结,题目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史曼慈副教授 (Christine Chaigne) 于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在北京大学参与了题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的讲座。跟中法中心合作举办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热情地欢迎了史曼慈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与彭錞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首先关注与软法有关的词汇领域:协定,宪章,通函,良好行为守则,技术标准,定准,决议,建议,谅解备忘录等。她提示软法的概念首次在国际法律中出现的,针对它不能约束的国家。在法国法中,软法 本身没有约束力:它激励,提议而硬法则规定,命令并制裁。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讨论了与软法相关的一些假设和问题。例如,我们应该说“软”法,“柔”法,“柔软”法还是20世纪著名的法学家让·卡伯尼耶(Jean Carbonnier)所说的“灵活”法律?使用软法文书时,怎么保证法律安定性?在法国法律的背景下,软法是一个症状还是硬法功能障碍的后果?许多问题存在,关于软法识别的定准,何时能够使用软法以及软法文书的可诉性。

史曼慈副教授解释她所谓的“法国法律病”:多余法规的现象。可能在中国法律制度还不够发展了,可是在法国,法律制度太发达了!也许此点说明在法国法律中软法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介绍了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的软法文书的定义,其中确定了三个累积特点:

  1. 软法文书的目的必须是修改或指导人们的行为:软法并不限制个人自由而进行指导行为。
  2. 软法文书本身不能创造权利或义务。确实,软法不修改法律秩序,这是将软法与硬法区分开来的基本要素:即使它可以进行责任的承担,也不会产生约束性义务。
  3. 软法文书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和结构化像英法法规似的。这一点将软法与非-法法律区分开来。

然后,史曼慈副教授解释了软法产生的两个基本问题:法律安定性与正当性问题。 软法不像硬法在《官方杂志》出版,也没有标准结构。 其实,“没有人应该无视法律。” 此外,软法不具有硬法所享有的正当性——硬法由国民议会表决。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尤其关注这些限制并建议,在通过与起草软法文书时要提高透明性以解决软法的“民主缺乏。

最后,史曼慈副教授提出软法不是法国法的侵入者」而硬法的补充,可以作为法国法律“病”的可能“补救办法”。只需要法国人扩大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且接受法律还发挥激励、推荐或指导的作用,从而达到让·卡伯尼耶对灵活法律的定义

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之后,在北大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讨论非常富有成果。中国政法大学的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首先发表了讲话,谈到了软法的定义问题,软法创立的起源,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中所体现法律的社会学视野,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对通常不承担义务的法律的审查权。鹏春副教授也把软法文书与英国法律的基本概念,即 duty of care,做了比较。

这些辩论使史曼慈副教授暗示,软法在法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是在软法似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法律的影响下产生的。学生的许多问题也使史曼慈副教授提示技术标准的不同接受。在法国,技术标准通常是自愿使用的,它是非强制性技术标准。而在中国,大多数技术标准是强制性的(像英国),可是不配合硬法的任何法规。

林琳翻译者与史曼慈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这种丰富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琳女士在一个微妙领域的出色翻译,我们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傅蘭思副教授的讲座:“从三峡大坝到广东省:三峡外迁移民的故事”

2020年1月6日,清华大学中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傅蘭思在苏世民书院做了题为“From the Three Gorges to Guangdong – The story of Three Gorges resettlees”的演讲。这次会议简介了傅蘭思副教授(Florence Padovani)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从重庆和湖北到广东省和上海的外迁移民进行的研究。她的演讲主要介绍被搬到广东省三水县峣山村的巫山县居民。

起初,傅蘭思副教授回到了建造大坝的项目本身。孙中山(Sun Yat-Sen)曾在1919年设想过该大坝。不过,直到李鹏总理的冲动,工程在1990年代初才开始。工程于2009年完成,于2013年全面投入运营。在湖北修建,但由于水库在重庆市受到了最大的影响,该大坝淹没了20多个市镇。据官方消息,该项目使70万人移民,据专家称,超过了200万人。

长江对于本地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认为长江又是饮食的储备,又创造了与渔业、农业和旅游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因洪水泛滥而也导致死亡,有时被视为神灵。傅蘭思副教授展示了本地当局警告水位上升(海拔170m)的海报照片。她还展示了在山腰上方建起的新村庄的照片,这些村庄最初被设计为在考虑滑坡风险之前为移民提供住房。

接下来,傅蘭思副教授介绍了她在距离三峡大坝一千多公里在广东省的外迁移民村庄峣山进行的实地调查。她展示了村庄的组织结构,将外迁移民与本地人口清楚地分开了。根据家庭人数的不同,为外迁移民建造的房屋有三种尺寸,可是都很相同。最普通的问题是:家庭中未申报的子女以及对补偿的估计有关,在分配这些新房方面出现了很多困难

随后,傅蘭思副教授讨论了社会专家马佩力(Marc Breviglieri)所定义的某个地方的依恋感,以研究这些非志愿移民。该地方有时远离其本老家,并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在“转型”中,即重新安置的背景下,外迁移民的身份出现很多矛盾,在剥夺与依恋之间或在当地与全国规模之间。在某个地方“居住”或“生活”的差异可以说明依恋任何地方的不同方式。

在峣山的研究中,傅蘭思副教授注意到与本地居民的互动很少,甚至对新移民也产生了排斥:不同人群之间的婚姻很少,葬礼仪式也分开等。这导致许多外迁移民返回自己的老家,因此新村逐渐变成了“鬼城”。有些外迁移民还认为回到三峡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专业机会,那边已经由关系并他们更多了解商业环境。

最后,傅蘭思副教授讨论了各博物馆中存在的三峡大坝地区人口移动的“官方历史”问题,这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路线,并无视了中国外迁移民的经验。博物馆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力合法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托多罗夫 / Todorov)特别提出了“移民文化”的观念。至于外迁移民,他们几乎没有念物(照片,物体等),也没有地方来纪念他们的创伤。

最终,通过与观众的问答,傅蘭思副教授阐明了她的研究方法:在15年的时间里,她主要对几代移民中的外迁移民进行了公开采访。 她还谈到,外迁移民很少参与新安置的决策过程。此外,还存在着问题,即对国家分配给地方当局的款项的津贴额和财务管理不明确。

在苏世民书院康戴维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亚洲有没有特别的变种?”

在主要是外国留学生面前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讲座上,CERI –Sciences Po东南亚地区专家、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康戴维教授(David Camroux)着重讨论了通过观察东南亚的不同领导人来表达民粹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中法中心的方珊琳与傅蘭思,康代为教授与苏世民书院的何思明

首先,康戴维教授提出了科学文献中包含的三个民粹主义定义:

  1. 民粹主义是次要的意识形态,与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例如,允许所谓的“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表达差异。
  2. 民粹主义是一种增加政治影响力的策略,尤其是为了赢得选举。
  3. 民粹主义是一种表演的风格,一种修辞、话语的风格,它使用了“人民的语言”。实际上,根据扬·沃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的观点,民粹主义除了对立精英人士与“人民”之外,还使把其使用者当作“真实人民的代表”。

康教授随后描述了菲律宾一案该国由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他是一个自称“市长”(他曾在达沃任职)的政治家,反对马尼拉的精英阶层,其政策旨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每个人都腐败”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积极形象。尽管在“禁毒战争”中对毒贩采取了残酷的政策,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仍然非常受欢迎,其批准率接近人口的75% 。

杜特尔特总统所用的语言解释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发言有时不是很有礼貌,可是他与精英保持距离,直到他拒绝精英并把自己定位为“被忽视的人民”的领袖。因此,他造成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是腐败的精英,而且还包括毒品卡特尔,恐怖分子,军方以及国际社会对他的暴力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外国情报。

在介绍此案例研究后,康戴维教授提出了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八个方面,其中的六个已由让·保罗·加格农 (Jean-Paul Gagnon) 提出。为此,他提示了该地区各种领导人的政策特点,例如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来西亚),洪森(柬埔寨),乔科·“Jokowi” 维多多(印度尼西亚),巴育·陈·奥查将军(泰国),罗德里戈” Rody” 杜特尔特(菲律宾)与昂山素姬(缅甸)。

  1. 他们的政策可以是排他性的或包容性的。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领导人选择了包容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选择了大多数民族都不说的国家语言。反而,一些国家执行排除或限制一部分人口的政策,比如在泰国,随着“泰国身份”的复兴,泰国南部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被边缘化。
  2. 即使所有领导人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可以表现出专制或民主倾向
  3. 有些支持市场经济(尽管在印度尼西亚通常有更多的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另一些则主张对资源进行更重新分配的政策,例如一定程度上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但他积极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使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受益。
  4. 领导者可以表现为仇外或国际主义者。某些民粹主义者可以将外界作为内部问题的替罪羊。相反,像乔科·维多多与昂山素姬这样的领导人则享有国际化政治人物的形象。
  5. 政府欲建立基于选举的沟通或更具参与性的政治体制。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杜特尔特总统在推特上非常活跃。
  6.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可以基于其国家所知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比如在泰国的暹罗时期(十四至十六世纪),或基于未来灵感的来源
  7. 领导人可以有宗教话语,例如巴育·陈·奥查将军坚持佛教应该是泰国的官方宗教,或者相反,像印度尼西亚的乔科·维多多具有世俗的言论
  8. 政治家可以对继承人有特殊的或王朝的话语,例如柬埔寨的洪森,在他已经掌权30年之后,正准备让儿子接替他。

为了继续他的理论演讲,康戴维教授随后分析了可能影响东南亚领导人民粹主义言论和实践的不同变量:政体类型(总统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等),选举制度,国家机构的弱点或实力面对人口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背后动员的能力,以及一个外部变量,民粹主义者可以从外国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中获得合法性。

最后,康戴维教授通过总结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特征来回应演讲题目:社会不平等迫使下层阶级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作用,再加上虚假新闻,都产生了新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对基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的质疑鼓励了该地区新的民族主义态度。最后,对民粹主义者潜在失败的担忧反映了一种观点,导康戴维教授以一个问题而不是讲座名称的答案作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可能确定在民粹主义的表达中存在亚洲变体。

在随后的丰富问答中,康戴维教授坚持公民身份的概念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以面对民粹主义倾向。当民粹主义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身份破坏力量均衡时,面对民粹主义很重要。康戴维教授还强调,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并不是对抗性的,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并提示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次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态度。辩论还使人们有可能以文明的话语讨论某个民族的归属感以及这些国家的华人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这是康戴维所说的一种危险的想法。总而言之,讨论集中在有关东南亚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在那里对领导人的话语进行分析可能是繁琐而有趣的任务,需要在当前研究中进一步发展。

康戴维教授的讲座:”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在2019年11月25日,法国国际研究中心 – 巴黎政治学院康戴维 (David Camroux) 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翟昆教授关于东南亚的课程参与了讲座,题为“东盟的中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康戴维教授

康戴维教授先生首先提示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促使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尽量避免被“夹在中间”。康戴维强调说,该协会于1977年创建的“中心地位”概念是新近出现的,并且是该仪式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很重要。东盟的中心地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国由于缺乏另一个可行的选择而接受了它。东盟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围绕它的其他区域组织的中心,例如东盟+3或东亚峰会。康戴维教授并不是在说领导,而是在描述东盟在该地区的协调角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其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的支持下再次转向东南亚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创建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汇集了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对亚洲枢纽”政策是美国在东亚政策的延续,该政策将安全方面与经济和商业方面结合在一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TPP)实现的话使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设定标准。但是,该项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由加拿大领导,美国未包括在内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CPTPP)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多边主义的中间强国澳大利亚利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来获得该地区的中心地位,而脱离了最初的亚太地区概念。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10年提出的“亚太共同体”概念没有成功,因为它无视东盟在该地区的核心作用。从国外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澳大利亚很难在地缘经济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之间定位自己。此外,TPP的撤出以及印度在再组成的“四国集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扩大了澳大利亚自2010年代以来所处的区域范围。

康戴维教授认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了印尼给本国人口的形象。早在1945年,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就提出了平衡或软套期保值的想法,这样印尼就不会再被“夹在中间”了。在1988年的改革运动之后,印度尼西亚通过将东盟作为其外交的核心要素来重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说法,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是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的,不是由力量的关系而是由影响的关系构成的,因此提出了共同的责任。印度尼西亚本身是东盟的中心,将东盟置于印度太平洋作为核心作用,同时在其对外关系中促进对话与合作,促进所有人的繁荣以及海洋领域作为统一元素的重要性(wawasan nusantara)。

然后,康戴维教授提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使用一个家庭比喻来解释:即使东盟国家对中国保持谨慎,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它们仍需要中国。朝着它。 康戴维教授讲求了不要忘记日本或欧洲联盟的作用重要性,再次强调南亚国家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 

总而言之,印度太平洋这一新的中部地区的未来将取决于中美对抗的发展,特朗普总统任职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可能的“新枢纽”,其他多边机构在该地区的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及其与中国邻国的关系。

由翟教授领导的问答首先侧重于一带一路。康戴维教授辩称,一带一路可能对东南亚国家有利,但他也提示了东南亚国家对某些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湄公河流域的冲突风险以及中国“拉关系”相对于柬埔寨或老挝等国家的社会成本的担忧。最后,讨论集中在以下问题上:东盟缺乏作为多边组织的能力,中国极不可能采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以及大国与东盟而不是与其成员国分开对话的便利性。

2019年11月28日晚上7点在苏世民书院康戴维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有没有亚洲变体?”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handbooks, the study of populism is developing as a sub-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Yet the term “populism” has become so widely used in the media that its salience as an empirical category c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Pr. Camroux wish to suggest three ways of looking at populism: as strategy, performative style and thin ideology, and propose, following Jan Müller, a limited definition. In looking at three contemporary leaders in Southeast Asia – Rodrigo Duterte, Hun Sen and Aung San Suu Kyi – he argues that populist theory provides a useful analytical grid for examining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ractice. David Camroux’s reflections on the subject spring from a stimulating research group at Sciences Po on the ‘New Demagogues’, whose work has resulted in a first edited volume Les populismes au pouvoir.

2019年10月31日与11月1日巴富乐 (François Bafoil) 教授的讲座,主题为“欧洲的新民粹主义——波兰再分配社会政策与保守政治” – 总结

2019年10月31日与11月1日,来自法国国际研究中心(CERI)中东欧专家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巴富乐教授 (François Bafoil) 做了两次主题为“欧洲的新民粹主义——波兰的再分配社会政策与保守政治”的演讲。第一次讲座位于人民大学跟国际关系学院及(SIS)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大约有40名学生和教授参加。第二次讲座为圆桌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参加活动。

在人民大学

最初,巴富乐教授提醒了,没有民粹主义的学术定义。在他们的定义中,多米尼克·雷尼(Dominique Reynié)强调个人的失落感,而伊夫·苏雷尔(Yves Surel)则依靠民族的统一视野,这两个概念都存在于波兰民粹主义中。 “民粹主义” 提及中对“人民” 一词可以基于统一国土和多数民族的“积极”定义,也可以基于反对他人的“消极”定义——这是如今波兰民粹主义的关键概念。巴富乐教授坚持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权,政策或行政区域,而是一种行为,言论

巴富乐教授

首先,巴富乐教授回顾了波兰的身份和主权历史。波兰于1795年消失,分为俄罗斯、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地区。它仅在1918年重新出现,仅在1920年至1939年之间才具有自治权,之后又被纳粹德国人和苏联人占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两种极权主义矛盾地实现了波兰的族裔同质性,此后,波兰有97%的波兰族留在了新的疆域。 巴富乐教授说,这对于理解波兰的“民粹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波兰的“民粹主义即“为波兰民族的国家主权”。

波兰身份在一个国家缺席了数十年的情况下,是围绕天主教、农民,旧贵族以及语言和文学而建立的。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想象一直将波兰视为欧洲及其价值观的捍卫者。通过采用身份的“积极”和“消极”定义,波兰身份的特征是盟友的定义,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工人、天主教以及历史朋友的美国,波兰的主要后卫军人。波兰身份的特征也定义敌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德国人以及布鲁塞尔和欧盟(EU)的官僚体系,被当作限制波兰主权的新帝国主义。

当前民粹主义的基础特征是人口下降,生育率下降,完全拒绝接纳穆斯林移民。这一点与波兰基于天主教的身份相反。

在中国社科学院

接下来,巴富乐教授讨论现任执政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PiS,“法律与正义”),该党领袖Jaroslaw Kaczyński于2015年上台执政。他在2019年的最后一次大选再一次赢得选举。该党依靠以主权、人民、波兰人身份、天主教和反对移民及他人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话语,并且谴责1989年的协议和前政治阶层的腐败,能够满足因全球化而受到伤害的许多人的期望。

巴富乐教授解释了PiS实施的政策。它违反了法治,攻击了欧洲联盟和较早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即公民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国家必须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 PiS主导的政策汇集了对正义的攻击:反独立文化的斗争以及对媒体的控制,即能够挑战PiS的各个独立自主思想的攻击

提出的政治道德秩序支持捍卫主权,反对外国人和伊斯兰教。可是,这种保守的秩序仍然面临重大问题,尤其是在教会的恋童癖方面(这深深地动摇了该机构),反伊斯兰教徒和移民的斗争以及对LGBT群的袭击。

李华女士正在翻译

PiS实施政策的另一个方向盘具有经济和社会性质。波兰得益于欧盟的大量援助,提供了1000亿欧元的结构性资金和农业政策以及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因此,波兰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GDP增长今年应达到5%,失业率仅为3.4%。由于对资金流入的良好管理,继自由、亲布鲁塞尔并沉迷于预算节省的政党,PiS成功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以再分配给“转型失败者”。该政策向它保证保持执政所必需的政治合法性。

人民大学的观众

最后,巴富乐教授综合了基于民粹主义常数的波兰的民粹主义的定义,即围绕一个基于民众主权提醒、精英出卖的计划、神话般的过去以及视人民作为唯一的关键而存在的民主暧昧关 。民粹主义表现出有利于人民团结的反多元主义特征。这种言辞在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的传统状态下蓬勃发展。使波兰成为特殊案例的原因是,这个新国家建立在庞大的社会再分配基础之上,同时又建位在针对因全球化而受到伤害的庞大客户主义。

在人民大学举行的问答环节中,教授们讨论了许多话题,包括缺乏民粹主义的定义,欧盟无法以减轻波兰在这个主权成员国中的民粹主义紧张局势,波兰的经济可持续性(严重依赖于欧盟的援助和外国投资)或波兰民粹主义话语对欧盟的矛盾,当后者为波兰经济和发展的一部分提供财政支持时。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刘旭副教授、薄国良教授、陈新明教授与郭春生教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问答环节中,刘作奎教授关注了仍处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波兰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巴富乐教授申明欧洲联盟是波兰的历史性机遇,因为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次看到其安全和边界得到保证。他还提出,虽然政府表现出反欧盟立场,但是波兰社会的亲欧洲比率最高

巴富乐教授还概述了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威权倾向似乎相似。据他说,维克托·奥班(Viktor Orbán)可能比贾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ński)强加威权主义,后者面临着历史上更强烈和明确的反对。另外,与欧洲右派群成员的匈牙利政党菲德斯不同,PiS扮演“单独骑手”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欧洲议会代表的攻击。对于巴富乐教授来说这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独裁主义倾向在匈牙利更为重要。

中国社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刘作奎研究员与张金岭研究员

巴富乐教授回答了合作举办讲座的张金岭教授的问题,强调了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具有浩浩荡荡的历史,而且,人民都是一个多数族裔(几乎排他性)和公民的民族,并具有来自战场的非常深厚的公民身份。最后,本届会议以波兰加入欧盟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三年后的分歧而告终。两国与波兰不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未能解决腐败的问题。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郭春生教授给巴富乐教授一些礼物

通过巴富乐教授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这两个会议上就当前民粹主义主题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交流。我们的两位翻译李华和林琳促进了讨论,向她们表示敬意。我们还要感谢人民大学的刘旭副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金岭研究员的盛情款待和组织。

在中国社科学院林琳女士在翻译巴富乐教授

2019年10月30日巴富乐 (François Bafoil) 教授的讲座:“欧洲的新民粹主义——英国脱欧” – 总结

2019年10月30日,清华大学中法社科研究中心与北京巴黎政治学院校友协会在庄武英先生的陶然天艺术空间邀请了巴富乐(François Bafoil)教授参与讲座。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CNRS),法国国际研究中心(CERI)的研究员巴富乐教授以英国脱欧为例谈了在欧洲的新民粹主义

学习英国脱欧能够涉及民主、主权国家、政治与欧盟这些话题,因为Brexit突出了它们内在的问题,因此, Brexit显示为一种 “病理”。事实上,英国脱欧提机构的问题,即它们是否应侧重于公正或效率,同时也表示在议会制的代表问题,政治家的谎言和掩饰与欧盟将付出的政治和经济代价。

巴富乐教授基础,Brexit显示民粹的一种形式作为国家主权需求与加强英国身份的表达。英国的矛盾在于,在历史上没有自己的民粹主义特征国家的事实,民粹主义似乎是结果,而不是英国脱欧的原因。相反,英国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多元,民主,自由和国际领先的演员。可是,从Brexit开始以来,英国的形象变成了民粹主义的国家,基于反对精英的人民、帝国英国的修辞及反对欧盟的制约与文化。

接下来,巴富乐教授介绍了英国脱欧的社会特征 ,比如哪些地区支持或反对Brexit。他强调在英国社会中的严肃鸿沟。支持脱欧的人口大多数是非毕业生、农村的与老年人,反而反对脱欧的人口大部分是大学毕业生、年轻人与城里人,其中包括苏格兰人。

巴富乐教授回顾Brexit的挑战,以“走出去,安全”的转变。关键的问题仍然是逆止器 (backstop)。它定义在28个欧盟国家的正式成员爱尔兰共和国与属于联合王国的北爱尔兰之间的边界关系。控制和税收制度必须在两个爱尔兰边境设立,以确保从北爱尔兰土壤到达货物的安全性,但以免威胁到这两个爱尔兰社会之间的和平。因此,必须找到一个非物理的,但有效边界。不过至今英国领导不会考虑。此外,如果英国脱欧,将得重新谈判与欧盟签署的759个国际经济协定,因此需要专家重新创建任何商业建筑的义务

最后,巴富乐教授讨论了由英国政党采取不同观点。保守党和欧洲怀疑论者断然拒绝把北爱尔兰地区当作有特殊地位的地区。工党,由杰里米·科尔宾带领下,未提出留下或离开欧盟明确的立场,但借机Brexit提供一个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计划作为实际的左派政策但跟工党最近的政策完全不同。亲欧盟创造了一个很特殊的联盟包括自由民主党,左派的独立性和左派工党。这种怪诞的情况也透露整个过程中的所有政策的无能和谎言

总之,巴富乐教授提出,英国脱欧展示民粹主义的立场,呼应在欧洲再分配系统的极限、社会流动的失败与国家是无法满足市民关注的担忧。这个例子可以跟在中欧发现的另外一种民粹主义比较比较。最后,巴富乐教授强调民粹主义的多样性尽管有一些常量。

报告后的问答让巴富乐教授强调其他27个欧盟成员国的团结。此包括尽管与英国和美国的紧密联系波兰强烈亲欧盟。“传染“脱欧的理念仍然不太可能。大家还讨论了英国脱欧后苏格兰进入欧盟的高度的可能性以及英国政府见证爱尔兰岛的统一的担忧。

这次会议之后,参与者在这个中国和法国的经典美术馆中享用了一杯葡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