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博礼(Boris Gobille)教授讨论会 – 法国68年5月运动

中法中心荣幸地邀请到里昂师范大学政治学副教授高博礼先生来我们的

“历史与记忆”系列讲座,他举行了两场关于68年五月运动历史以及记忆争论焦点的演讲,日期为2013年11月12与14 日。

有关68年五月风暴历史编纂的复杂性

高博礼的两场演讲追朔到68年五月在法国发生的各类事件,同时介绍当代对此不同的论述记忆之间的争议焦点。第一场演讲主要是让听众知悉1968年法国大学生和工人在不同阶段的抗争。

在分析关于集体记忆的影响之前,就应该在第一时间谈论68年五月运动的历史编纂问题。高博礼认为,68年五月运动不是在某个带头人、某个工会或某个政治组织的指挥下产生发展的,而是“自下而上”,可以说是自发的,甚至在当时是无法预料事态发展的。高博礼还着重指出下列事实:68年五月运动远远不仅仅是学生运动,它揭示了戴高乐政府正面临在法国实际存在,而且已扩展到劳工界及其他行业的政治危机。

为了了解68年五月运动,高博礼坚持要采用历史发展观的研究方式,如同Michel Dobry的分析那样,Dobry 认为政治危机是社会层面上互不相干的板块携手并肩成一体的结果[1]。这时候就应该通过民众总动员的情势来理解五月风暴,他们虽属不同行业,但迟早会联合起来

因此,68年五月运动其实是反映出了传统政党以及工会组织(如法国共产党,劳工总工会)已经失败,虽然他们依然坚称自己是“革命”的,但早就置身于保守阵营,站在了相当一部分已加入“成为革命者”的民众的对立面[2]

68年5月10日至11日为“街垒之夜”,但跟着而来的警察镇压,令学生反抗情绪更加高涨,很快就蔓延到工人族群,特别是劳工总工会的火上加油,这个工会忽然180度大转身,号召在68年5月13日那天组织一场大罢工反对镇压学生运动。不过工人们的抗议来势汹汹,工会无法能控制,5月13日的罢工原则上是一天,结果却延续下去了,工人们提出一直没能满足的诉求。

工会上层眼见工人运动脱缰,就试图阻止学生跟工人往来,5月16日劳工总工会发出禁令,不准无政府主义分子、托洛斯基分子和毛分子学生进入位于Boulogne-Billancourt 的雷诺汽车工厂。68年五月运动留下的一项重要影响,就是工人和学生拿下话语权,从而取消了那些“专家”们(政党与工会,知识分子)的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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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的记忆与不同的重新解析

高博礼首先谈到68年五月运动的不同阶段以及对当时那种政治社会危机之下所发生的事件而采取的研究方式,之后在第二场演讲中,他分析了以68年五月运动为主题的记忆争论,以至随着时间转移就出现了歪曲历史的现象。那些记忆争论都是从“关键时刻”,按68年之后至今的历史发展而切入的。

运动刚刚结束,各种针锋相对的阐释就出现了。极右派肯定其中有外国势力的干预,前前后后就有美国中央情报局、古巴、苏联,甚至北京。法国共产党和劳工总工会认为68年五月运动正正反映出马克思主义早就指出的典型的阶级矛盾。而Alain Touraine则提出以下的观点:68年五月运动宣示了在他称作“后工业社会”的情势下产生的社会冲突的新模式。

极力反对学生运动的雷蒙·阿隆作出的阐析就更决绝了。他认为学生们的激进暴动需要从心理角度来解释,甚或进行临床诊断。这些在60年代人数激增的学生们不满拥挤混杂现状,引起了他们的逆反心理和一下子的“狂热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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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运动如此去政治化在10年之后又重新出现,那是纪念运动10周年之际,在阐述68年五月运动的“关键时刻”中。1978年,某些当年学生抗争运动的参加者在媒体对专制制度的鞭挞中现身。这些“新哲学家”们认为一切革命行动,包括68年五月运动在内,从根本上来看其实就是向专制主义过渡,因此必须予以反对。

在同一时间很盛行的另一种解析也是来自当年的学生,他们是毛主义分子。如Serge July一样,他们从68年五月运动中看到一场“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大动员。Serge July认为这不是一场社会大动员,而是通过表现出来的某种非政治性的崇高的“文化极左”姿态,决心挣脱当时戴高乐社会下的专制枷锁。

1978年, Régis Debray 关于五月风暴的观点也有了长期的影响。68年他在玻利维亚坐牢,没能参加这个运动。由于发动起来的学生批判了国家及体制,他就认为五月运动对经济自由化起了促进作用。

到了80年代,又有新的阐述,将重点放在运动的享乐主义及消费主义方面。根据Gilles Lipovetsky的分析,“五月运动精神”首先是80年代个人主义泛滥的起因。紧跟着Lipovetsky,Alain Renaut 与 Luc Ferry也附和五月运动为享乐主义的观点。他们宣称学生运动其实是企图以专制主义和反民主精神改变社会,因此必须予以清除。

随着时间以及有关著作的出版,那些论点都使对68 五月事件的阐述固定下来。1998年Jean-Pierre Le Goff出版了“68年五月风暴,无奈的遗产”。他再次辨别“政治极左”与“文化极左”,前者的实质是集权,而后者本可以狂热个人主义和无限消费主义的自由主义-极端自由主义的臆断赢得观念之役。所有这些阐述都有助于某些人要“清除68五月精神”的旨意,这正是2007年萨克奇竞选总统时的高喊的口号。

高博礼的两场演讲引发听众极大兴趣。他们对68年五月运动提出尖锐的问题,也表示可以将当时在法国与中国发生的事件进行对照。68年五月中国正值

文化革命时期,而在法国则有毛主义分子,这种巧合激起一些听众朋友的好奇心。他们询问当年法国学生是否知道68年中国的社会形势。然而需要肯定的是将法国的68五月事件和中国文化革命进行对照必须是有限度的,因为运动在法国是自发的,当局或领导都没有插手。is18

 


[1] Michel DOBRY, Sociologie des crises politiques. La dynamique des mobilisations multisectorielles, Paris, Presses de la fnsp, 1986.

[2] 有关“成为革命者”这个概念,高博礼教授推荐了Timothy Tackett关于法国1789大革命的分析,特别是他的著作 Becoming a Revolutionary.

“欧洲启蒙的思想家”的第四和第五次讲座 – 黎乐迪(Lilti)教授 –

中法中心举办一系列关于“欧洲启蒙思想家”讲座的范围内,本中心有幸由2013527日至31日在北京迎接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黎乐迪先生(Antoine Lilti)。

以下是一周会议及讨论回顾。

 

从现代名望到启蒙运动继承者:

黎乐迪教授在其来访期间,为我们做了两场主题分别为“让·雅克·卢梭的名望”(讲演地点为北京大学)和“米歇尔·福柯关于知识分子的角色定位”(讲演地点为清华大学)的精彩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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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第一场讲演中,黎乐迪先生为中国公众描述了“让·雅克”的名望给卢梭提出的一个大难题。卢梭倡导简单而“真诚”的生活理念,其行为同其所捍卫的箴言需一致,但他却身不由己,成为一名“公众”人物,行为一直是读者评论的对象。黎教授主要解释了卢梭对于真诚与简单的向往是如何引起公众对“让雅克”私生活进行验证和评论的需要,以致他自我感觉受到迫害。据黎教授的话,卢梭必须“接受这样的要求:既要同既成观念决裂,又要让其他人知道这种决裂是真诚且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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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乐迪先生通过让雅克·卢梭的例子,分析“现代”名望的诞生。晨间散步时被“支持者”跟随,频繁出现在全欧报纸头条,卢梭俨然成为一个“明星”,不得不顾虑“让雅克”的形象与公众对的认可。在好莱坞明星远还没有出现的当时,卢梭就已感受过“已变为文化现象的名望”。

第二场讲演涉及另一个当代社会热门话题。事实上,关于启蒙运动在米歇尔·福柯思想中的地位的研究,也是关于不同历史政治背景下启蒙运动哲学思想的应用的更宽泛讨论的一项内容。在福柯一例中,对于启蒙运动(尤其是康德)的遗产的主张涉及两方面内容,一是他对于个体被锻造成主体的能力的思考演变过程;二是在20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所处境况下,关于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知识分子形象的讨论使得福柯必须阐明他同启蒙运动的关系。

在黎乐迪看来,福柯一直以来都在自我克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讨论启蒙运动。或许他认为,启蒙运动“既非作为一个时期,也非作为价值或作品的总和而存在着[1]。此外,他表示,‘启蒙之光’发现了自由,也创造了规训。[2]

这种定位虽别具一格,但还不足于使我们将福柯视为一名“反启蒙运动分子”。黎乐迪重读了福柯最后的著作及其在法兰西学院的教程,表示福柯更多的属于表达批判思考和对历史的思考的康德传统阵营。

启蒙运动、米歇尔·福柯及其在中国的应用

有关米歇尔·福柯思想的思考引起许多中国专家加入激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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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并非只有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Maurice Agulhon)接受将福柯视为“反启蒙运动分子”的做法。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员雷颐也明确表示,在天安门事件之后,福柯开始被保守派知识分子接受。他们将福柯视为西方思想和理性主义的批评家。他们声称福柯的阐释会导致启蒙运动“解救者”计划的废除,利用福柯的作品来论证政治体制不宜改革。换句话说,这些知识分子将福柯——一名鲜明反对所有形式的规训和极权主义的作者——变成一名非民主政治体制的捍卫者。


[1]见《言论与写作集》第36-37页。

[2]见《规训与惩罚》第224页。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圆桌会议

王岐山推荐阅读该书引起热烈争论

在中共高级领导、如今身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王岐山大力推荐下,“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中国即刻达到空前未有的畅销。几个月以来,不同政治倾向的知识分子都在热烈谈论托克维尔这部著作。人们重新阅读该书,比较18世纪的法国与当今的中国。他们都如何解读呢?改革派认为该书证明了拒绝改革的专制制度最终会面临一场大革命;而保守派则看到一旦专制制度投身改革,给予不受控制的言论以一定的空间,结果就会招致一场革命。

为了促使问题的研究不陷于过分政治化,而更趋于科学,中法中心在6月17日会集了一些研究18世纪法国及当代中国的专家和研究员,组织讲座。目的是正确认识18世纪的法国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背景,从而避免生硬粗暴的比较及文化主义偏见。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以及中法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史志钦教授致开场白之后,白夏先生打响讨论的头一炮。

政治制度上的共同点及历史背景的特征

白夏先生首先申说,托克维尔观察到新的社会阶级的出现,在此同时绝对的君主政体限制中介权力及组织的发展。针对这点,白先生就提出改革开放中的中国政权处于失衡状态的问题。

他认为最近30年令人触目的是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但是各级行政机关对民间社会加紧钳制,致使社会的积怨忿怒可与18世纪的法国相比。他又具体举例列出地方干部的种种暴行(强占民房、严禁集会、拘捕监禁上访老百姓)以及他们自己称皇称帝享受特权,这都是引发日益强烈的社会抗争的原因,同时也就削弱了共产党的合法性。虽然党能够满足民众要求改善物质生活条件,但这并不意味就此没有了抗争活动,甚至不会爆发革命。白先生指出,在18世纪的法国,由启蒙运动支持的抗议君主政体的活动也是在农民及小资产者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发展成熟的。

第二位发言的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教授倪玉珍女士。她也谈到旧制度下的社会对中间体打压的后果。倪女士比较了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特别指出18世纪法国的政治当局严禁独立于国家以外的中间社团,这就导致了暴力革命。她引用了托克维尔的话,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国家强大的专断权力实际上阻碍了社会自我约束能力的发展,结果是诉诸于肢体暴力去解决社会冲突。在她看来,托克维尔的这个论点可以清楚地解释在当代中国经常发生的某些激进行为(工人自杀、诉诸暴力的游行、校园枪杀,自焚,等)。IMG_5462

白先生和倪女士两位的发言主要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揭示出旧制度下的法国和当前中国之间存在的众多相似点。潘鸣啸教授并不否定他们两位的意见,然而他致力于罗列出这两种历史背景之间的区别。最突出的是当年法国贵族没有预感到革命风险将至。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导人则不同,他们把“维持稳定”政策置于首要地位。但法国的贵族们,作为“沙龙”的主要组织者,却在竭力推崇知识分子们的理想,而后者对旧制度社会是持怀疑态度的。中国老百姓不能忘怀文化革命的噩梦,企盼一个安定的环境,国家不再折腾。这就正中该国领导人的下怀,巧妙地打出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政权,此一举令那本已淡薄的革命意向逐渐受到抑制阻遏。然而,潘先生特别强调中国国家机器的警惕戒备并不能替代未来必要的改革。

这篇发言令人深思,18世纪末的法国专制主义与21世纪的中国确实有着相似之处,不应忽视历史背景的特征。长期研究托克维尔的历史学家段德敏则重点指出,中国领导人并不声称他们的政权是建立在“自然法”的基础上,尽管他们(像法国的绝对君权帝王那样)总是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人民利益”代表者。

王岐山向领导精英推荐托氏的书初衷何在?

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以及登载于“人民日报”的“王岐山为何推荐《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文的作者张广昭,也都参加了论坛活动,他们探讨了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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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劲反复思索,对于一个“共产主义”党派来说,马克思乃是公认的具有权威的老祖宗,为什么参照托克维尔的思想就能全面取代参照前者呢? 他认为现今减少参考马克思思想表示不再关心经济统治方式 。也表示着中国领导人担心党国的政治制度能否永存。肯定地说,王岐山推荐阅读该书应该是反映出一个政权对本身的合法性及未来相当缺乏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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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首先他着重强调研究历史出身的王岐山不会没有一定的政治考虑就推荐托克维尔的著作。与王岐山稍后所宣称的相反,知识分子并没有过分渲染他的言论。张先生丝毫不怀疑王岐山的初衷是作为一种警告推荐给“领导干部”,让他们明白他们赋予自己的特权带来的危害,直接影响到全体党员的利益。因而王岐山深信“进行改革会冒风险,但不改革风险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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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讨论

提出的意见如此多样,其中许多都吸引了众多参加者的注意。虽然天气酷热,70个人挤在清华历史系309室里。还有十几位一直呆在会议室旁边的走廊。讨论又继续了一个多小时。有人比较了东欧的革命和中国的政治情势。另有发言者对将政治制度稳定不稳定与“文明”的不可或缺的基本价值联系起来的文化主义分析框架进行了批评。

法非与中非关系 – Tsinghua Carnegie – 2013年04月03日- 座谈会海报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supplanted the United States as Africa’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claims significant investments in francophone Africa. As China’s footprint on the continent grows along with its domestic energy requirements, its quest for natural resources brings it into contact with varying African governments, companies, and local populations. This presence has naturally resulted in diverse public perception of China in francophone Africa, and holds broader implications for Beijing’s relations with France and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The pending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ll serve to highlight that public perception and use it as a lens to examine evolving Sino-French relations and China’s presence in Africa more broadly.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and Tsinghua Sino-French Center cordially invites you to attend a roundtable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Jean-Pierre Dozon. The event, “Perception of China in Francophone Africa”, will take place on Wednesday, April 3, 2013, at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from 3:30 to 5:30 PM. Carnegie-Tsinghua’s Zhang Chuanjie will moderate the roundtable. It will be open to public and dinner reception will be held at 18:00 p.m. after the discussion.

Professor Jean-Pierre Dozon is a resident historian and anthropologist of Franco-African relations at the School for Advanced Studie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based in Paris, France. Dozon’s academic foci include the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links between religious movements and state power in Africa.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 for Global Policy hopes you will be able to join us at this event. The Carnegie-Tsinghua Center’s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address are attached.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contact: Liang Xiao 15210563916 Email: cecilialx1991@gmail.com

Working Languages: Chinese, French

Time: April 3, 2013 3:30-5:30 PM

Event: Public Perception of China in Francophone Africa

Discussants (in alphabetical order):

Cai Hu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Mao Xiaojing, Chinese Academ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Cooperation

Aurélien Boucher, Center of Sino-French Research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Sun Xiaomeng, School of Asian and African Languag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Wang Kun, French Department,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