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7日的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20年6月17日,中法中心在线上举办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次研究生讨论班。杜明(Pierre Do)与毕慷灵(Gaël Bizet)在此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首先,杜明 (Pierre Do) 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四年级上介绍了他的论文:“Exploring Synergies in the Water-Food-Energy Nexus by Using an Integrated Hydro-Economic Optimization Model for the Langcang-Mekong River Basin”。 这项研究考查湄公河穿越的6个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与越南)之间共享水力资源的影响。 为此,他专注于三个部门:水(河流)、农业(作物灌溉)与能源(水坝)。

杜明还考虑了体制因素,突出了由中国于2016年成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组织(澜湄合作或LMC)的作用,此后该组织已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决策机构。

他的研究注重于如何积极利用水坝,即使由于对生态系统和人口流离失所的负面影响而引起争议。研究目的即在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上,如何改善大坝的管理

为此,杜明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包括了三个参数:水力发电、灌溉农业生产和养鱼产量。这些参数基于三个要素:水文数据,水电基础设施(水坝等)和流域的灌溉区。该模型旨在创建一个“参考条件”,作为随后进行变更并制定可能方案的基础。该模型解释流域的工作原理,并试图了解水坝管理对水文学,水力发电和灌溉部门的影响

该模型强调了不同数据之间的妥协。因此,他的研究表明,水坝可以增加灌溉获利,尤其是在干旱时期,所以在上游中国与下游国家之间进行了必要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大坝中的水也可以提高鱼类产量,但随后会与农作物灌溉竞争。

最后,杜明坚持认为,该流域的管理突显了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该国在明智的工作中通过修建水坝发展了该地区的经济。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水坝对于区域合作是积极的。傅蘭思主任(Florence Padovani)提示当地居民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在老挝,因为中国在河上游的行为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的水坝建设项目经常雇用中国工人而不雇佣当地人民。

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杜明回到了选择主题的原因,以及他与他的导师之间的关系。参与者还讨论了东南亚在水力领域的政府间合作。

在问答环节中的Arnaud Debauge

 

接下来,目前在读南特中央学院与清华大学固体力学和仿真专业的双学位毕慷灵 (Gaël Bizet) 介绍了力学仿真(和实验)。他介绍了力学仿真(和实验)的简介

首先,毕慷灵解释了三个基本物理概念:力学,有限元方法和仿真。连续介质的力学是对整体查看的可形变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的研究。这提供了两个基本变量,即物体的形变以及物体承受的应力,也就是说内部压力。仿真是一种可视化工具,它使用一组方程式来预测给定情况下物体的反应。为了实现,我们使用有限元方法:对要研究的物体执行一种网格划分(因为将一个物体总体上视为将其划分为许多或多或少精确点)以便能够预测其运动。

因此,仿真相当于通过有限元方法应用连续介质的力学。网格越精细,仿真看起来越像现实。所以,工程师的作用是在仿真精度与计算成本之间做出妥协(仿真越精确,执行成本就越高)。

为了说明他的言论,毕慷灵举例介绍了硬焊,即一种他在公司实习期间学习的连接金属的方法。该技术尤其用于航空术等高精度行业。要求是他创建一个能够仿真在最终零件上硬焊产生应力的仿真。尽管仍是近似值,但是这类仿真通常用于这些高精度行业,以尽可能避免对要测试的零件进行非常昂贵的物理检测。

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毕慷灵介绍了他明年将撰写的硕士论文的主题,该论文将与使用的另一种材料技术:造型。造型在某个零件以内产生孔隙。他将研究孔隙对该零件寿命的影响。他将注重飞机反应堆的一个零件,以便能够根据造型所产生的孔隙的数量、大小和浓度,预测该零件可以接受多少次飞行、起飞和着陆。

然后,雅尼克(Yannick Podgorski)强调了由于新的计算机方法(如提供更大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机方法)而改善仿真的潜力。 此将减少仿真精度与计算成本之间的妥协。

最后,为了结束这次研究生讨论班,也结束2019-2020年中法中心的讨论班周期),中法中心主任傅蘭思老师感谢了所有参与者,并提示了这写研讨会的兴趣—— 通过硕士生的、博士生的、以社会科学与科学的演讲,这些研究生讨论班使我们彼此充实。

 

2020年5月7日– 研究生讨论班(在线)

2020年5月7日,中法中心在线举行了一次研究生讨论班,召集了在北京、法国和温哥华的十多名与会者听取雅尼克(Yannick Podgorski)与葛瑞(Grégoire Bienvenu)的演讲。我们计划在6月份如何在线举办最后一届讨论班。

首先,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管理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雅尼克介绍在上海的法国租界期间的体育和媒体方面,并附有大量复古照片。

图片:来源:
斋阿莱:http://www.shanghaiartdeco.net/lost-treasure-shanghais-jai-alai-auditorium/
休闲:https://www.flickr.com/photos/161392673@N02/27594950738/in/album-72157665777176527/

雅尼克首先回顾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历史。关键事件之一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由西方国家领导,主要以迫使中国开放其港口和内部市场,从而能够发展贸易。这些战争也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鸦片战争后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许多商业和宗教利益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像其他西方大国(例如英国或美国)似的,法国将在上海市建设法国租界。这是全世界法国最大的租界,受域外原则管辖,并由领事责任。十里洋场,汇集了40多个不同国籍,上海法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达了巅峰。

从法国带来的体育运动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寻找玩乐,聚会和展示自己的方式。主要是练习巴斯克回力球,拳击或微型高尔夫球。爱好者聚集在法国体育圈(Cercle sportif français)或在3,000个室内座位的Jai-alai体育礼堂内(Parc des Sports Auditorium Jai-alai)。

当时已经很发达的平面媒体和广播涵盖了体育娱乐,尤其是《上海日报》,报纸上载有许多体育广告以及小型旅游手册,指出了体育方面的“好窍门”。雅尼克总结说,媒体和体育在娱乐中的主要地位,通过代表法国体育文化,像法国形象一样塑造了上海的法国租界,并为法国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令雅尼克提出体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仅对于健康,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工具,一种“体育实力”(sport power)工具,可以在国内与国际台上发展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傅籣思主任还回顾了一些历史事实,然后强调了中国人看上海遗产的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为上海辉煌历史很自豪,可是另一方面遗产证明中国在占领外国部队面前遭受的屈辱。

在研讨会的第二部分,巴黎拉索邦3大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年级博士生葛瑞,上午6点在温哥华做了演讲。首先,葛瑞回顾了中国嘻哈发展的历史,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其第一批主要乐队在2000年代初就出名了。自从2017年开始播放,《中国有嘻哈》(之后《中国新说唱》)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将嘻哈音乐从地下场景转移到主流场景。

葛瑞的论文重点是与中国饶舌音乐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他通过两个主题研究中国嘻哈:文化杂交和意识型态娱乐化。文化杂交观察中国青年把嘻哈文化如何整合,然后对其进行了重新使用以展现自己的特殊性。意识型态娱乐化, 约翰·拉格奎斯特(Johan Lagerkivst)的理论,描述由政权的流行文化工具化。这导致饶舌歌手与当局之间不断进行谈判

然后,葛瑞介绍他上个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为将来在《神州展望》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研究了中国饶舌歌手对Covid-19的反应,尤其是通过分析这段时期出版的歌曲中所使用的词汇。他在演讲中展示了中国饶舌歌手的一些图片、音乐摘录和短视频。

肺炎疫情之初,歌曲中使用的词汇正在改善并带来了积极的信息,以支持中国当局的故事,即动员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故事。使用的图片也很重要。医学世界无处不在,通过手术口罩和医生的身影(有时是英勇或战士)来象征,但始终以笼统的描述和比喻来避免采取政治立场。

不过,从第三周开始,所使用的词汇会逐渐改变到与死亡有关的更暗词汇表,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或不怎么批评,该词汇表也已显示出一种政治立场。改善歌曲中未经审查的词,假如“武汉”或“病毒”之类的词,被简化为首字母缩写以避免Margaret E. Roberts所谓的疏松审查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与负面词汇表关联才审查这些词汇。为了避免审查,饶舌歌手通过避免提及这些关键字来将故事改编成虚构作品,或者决定不在聆听平台上播放其歌曲。

自葛瑞播放名为“生命就是美丽”的视频摘录(“Life is Beautiful”)。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有时很明确,但是中国嘻哈音乐不应仅归结为大卫面对巨人的对抗。他们主要源于舞台表演的商业模式,由于冠状病毒疫情所有现场演出停止,受到了强烈影响。虽然一些批评将他们的行为叫作商业机会,可是艺术家仍必须继续出版。 葛瑞坚持认为,当今在中国背景下,经济强加构成音乐创作的标准,这一因素可能比政治因素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葛瑞从这项研究中提出了两点教训:首先,尽管中国饶舌似乎对政府不批评,但是它并非政治性的。其次,虽然当局通过审查控制内容,可是经济因素在饶舌歌手的立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构成了中国嘻哈界的基本结构。

在问答环节中,葛瑞能够将嘻哈音乐与中国朋克音乐区分开来:后者更多批评因为它仍然在地下场景。此外,通过意识型态娱乐化理论,中国案例可以与俄罗斯的情况同化,俄罗斯当局公开宣布不想审查嘻哈,而是要重新使用它。反而在韩国或日本事实非如此。葛瑞能够根据他们所在的城市(成都,西安或长沙),也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例如新疆,西藏或内蒙古的饶舌歌手有时使用当地的方言,回到饶舌乐队的分化。最后,葛瑞说,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的中国饶舌歌手并不再批评政府。他们使用的标准与美国饶舌的(谈性别、犯罪或毒品的话题)不同,因为他们主要针对富裕的中国留学生观众——经济因素似乎仍然是优先事项,并且受到在国外中国爱国主义的影响。

尽管本次会议是在线进行的,但是这次讨论班非常热烈,还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

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19年秋季学期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研讨会欢迎了十多名学生参加,邀请邓希名 (Pierre-Adrien Deffis) 与David Juilien做报告。

首先,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邓希名(Pierre-Adrien Deffis)在清华大学交换硕士课程的第二年,介绍了通过达能(Danone)与SEB案例研究以确保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及中国市场相对于外国公司逐渐放开后,外国公司自从2000年代以后能够从强制性中外合资企业模式转变为完全外国模式,即 WFOE(外商独资企业)。邓希名提示了乳品和水瓶公司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历史 。该公司于1985年已跟中国乳品公司娃哈哈做合作了。他简介了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动态,并且解释娃哈哈开始与达能竞争时在这两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合作伙伴之间逐渐出来的分歧。通过互动的方式,讨论班的参与者试图确定冲突发生时达能应该给出的答案。

邓希名随后介绍了SEB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SEB是一家家族企业,已成为法国家用电器的领导者。在与听众讨论了建立合资企业或WFOE的最佳选择,并强调每种选择的优势之后,邓希名展示了SEB如何通过创建WFOE来长远确保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确实,他们的建立是经过更长的过程进行的,但是遵循着中国企业界的习俗,而达能则与中国合作伙伴采取了更多对抗性的做法。

这两个案例研究使邓希名总结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所要遵循的关键要素:建立信任关系,避免直接对抗,多沟通并适应当地文化,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抱负,多花时间与金钱,还定期监控活动以免给以后带来任何不便。

其次,在巴黎八世攻读博士学位的第四年的David Juilien提出了他的论文题目:“中国的本地地缘政治,从非凡到平凡”,重点研究在怒江流域和百河滩大坝(四川和云南)由中国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冲突。David Juilien首先讲解了他案例研究的选择,然后才介绍所采用的方法。围绕“本地地缘政治方法论”定义的四个轴进行阐述:住宅、政治、环境和经济逻辑。

通过David Juilien对本地居民的采访,他介绍了在怒江河谷执行了新土地利用规划之后由于居住空间的变化而引起的各种冲突和悖论。一方面,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从而减少该地区的巨大贫困,不过另一方面,生活方式转变了(尤其在农业),人口搬迁,还有当地腐败恶化移民的流程。

百河滩大坝地区(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易于耕种的地区将被淹没,而在山腰上不会再被同样质量的土地所补偿。此外,点点滴滴地提供给本地居民的信息的控制阻止居民全面理解其补偿和搬迁情况。这突出了潜在冲突的不平等性

在结束演讲时,David Juilien解释了本地然后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怒江上的大坝建设项目反对国家发改委引发的冲突。这些行动导致该缅甸边境山谷停止了13个大坝建设项目,主要是出于环境原因。

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之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19年9月25日星期三,中法中心举办了2019-2020 年首次研究生讨论班。

首先,我们热情地欢迎来北京的新生。中法中心主任傅蘭思与中心助理方珊琳介绍了中法中心的活动——研究生讨论班是中法中心最重要的活动之一。其目标是帮助研究生参与研究及调研工作,提供平台让学生能简介自己的研究。

每位参与者都自我介绍,包括专业与学术背景、来北京的原因与未来计划。大家的背照都很不相同,包括社会科学或科学专业的学生、读本科或已工作的人物。这样一来令此次研究班的谈论很丰富。

接下来,法国驻华大使馆高等教育与人文社科研究合作项目专员金瑞玲女士介绍了给研究生与研究员提供的资金项目。法国政府支持三大项目帮研究员与学生访华或在中国进行研究项目:

中国政府也给法国学生提供访华的资助:CSC奖学金China Scholarship Council)与汉办项目(孔子新汉学计划)。金女士同样介绍了资助项目的定准与条件。

最后,大家在享用茶点之间完结了这次聚会,标志着这新学期的愉快开展。

Presentation of Camille Boullenois : « 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阶层流动 : 以台前县的企业家为例 », 9 March 2017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ino-French Research Centre and the Sociology Departement of Tsinghua University are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a presentation of Camille Boullenois, with Professor Liu Jingming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CamilleBoullenois

Camille Boullenois

Camille Boullenois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College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ANU. Her research expertise relates to social relations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especially pertaining to rural China, agricultural policy,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mobility, rural-urban migration. She also works as an analyst at China Policy, and contributes regularly to China Analysis and Oxford Analytica, writing on Chinese society and politics.

“Social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a study of entrepreneurs in Taiqian County”

« 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阶层流动 : 以台前县的企业家为例 »

Camille Boullenois will present her current doctoral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in rural China after 1978. The liberalisation reforms after 1978 have led to increased, though limited, social mobility. Preliminary findings suggest a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communist elites, who took advantage of their position to take over collective enterprises, and adapted their strategies to assert and maintain their power in the local area. But a new group of private entrepreneurs also joined the ranks of this enduring elite, starting business from scratch, often after working several years in cities. These new entrepreneurs were mainly drawn from former wealthy families that undertook business activities before the Maoist revolution and re-emerged after 1978. The bottom line of this research project is to understand the power play between a new and an old (though very adaptative) elite, and how their dominance is constructed locally. These questions will be examined through the lens of power relations, by analysing day-to-day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and by studying network resource, factional affiliation, kinship, and cultural capital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power base of rural elites.

Discussants:

Liu Jingming, Professor of Sociology at Tsinghua University

Chloé Froissart, Director of the Tsinghua Sino-French Research Center

Thursday, 9 March 2017, from 2:00 pm to 4:00 pm

Tsinghua University

Xiong Zhi Xing Building 熊知行楼

Departement of sociology

Room 211

The seminar will be held in English and Chinese

“中国企业能否通过奖金制度的改革实现更有社会经济效益的管理?”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中法研究中心荣幸地邀请您前来参加下面的博士生讨论班:

唐子元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企业管理学院社会经济管理研究博士生

何飞让 (Jean Ruffier)

法国里昂第三大学社会经济管理研究组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评议人: 孟泉, 首都经贸大学劳动经济学院讲师

“中国企业能否通过奖金制度的改革实现更有社会经济效益的管理?”

依靠泰勒模式所组织的大规模制造型生产企业,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腾飞中帮助超过四亿极度贫困的中国人改善了生活水平。时至今日,持续增长生产成本及质量优化需求促进了被视为后泰勒主义管理思想的精益生产在中国制造型企业的广泛实践。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介于受政策影响的用工成本的增长和基于泰勒主义分工思想所导致的工作价值的贬值之间的矛盾却未曾得到企业管理者的重视。我们在对天津的三家制造型企业(航空器制造,汽车制造及自动化仪表制造)隐性成本的调研中发现:由工具主义理性主导的精益生产实践更容易在企业生产活动过程中造成独特的不良运作以及负面的社会影响。我们认为,将现行的与直接生产任务相关联的集体奖金制度,变更为个体在完成具体组织目标过程中的贡献和其相应的改革红利的个人化绑定,将更可能实现对组织成员工作价值的肯定和提高,进而提升企业社会经济成绩。

2016年9月8日, 10:00-12:00

清华大学,明斋楼, 349A室

刘计峰, “逝去的荣耀:城市发展、地方政治与厦门鼓浪屿的基督教”, 2015年11月23日

The Tsinghua University Sino-French Research Centre is pleased to invite you to the following presentation (in Chinese) :

YMBLiu Jifeng

PhD candidate in sociology at Leiden University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Religion and recipient of the CEFC short-term mobility grant for doctoral research

“The Passing of Glory: Urban Development, Local Politics, and Christianity on Gulangyu Island, Xiamen”
“逝去的荣耀:城市发展、地方政治与厦门鼓浪屿的基督教”

After the defeat of Qing government in the First Opium War, Xiamen was forcibly opened to the outside world as a trading port. At the same time, Christianity entered. As increasingly more westerners came, Gulangyu was thrust into a Western-led modernization process, in which Christianity played a major role in reshaping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the island. Trinity Church, built in 1934, was a witness to the prosperity of Christianity on this island. Despite the harsh repression during Mao’s political campaigns, Trinity Church survived and revived after its reopening in the late 1970s. However, the church was doomed to decline because of the state-led commercialization driven by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on the island. As Gulangyu experienced rapid social, cultural, and demographic changes, Christianity on the island in general and Trinity Church in particular were inevitably affected. This research, based on ethnography of Trinity Church, reveals the fate of Christianity on the changing island.

该讲座奖用中文举行

Monday, November 23, 2015, from 14:00 to 16:00

Tsinghua University Mingzhai Building, Room 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