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2019年11月23-24日,清华大学中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傅籣思副教授(Florence Padovani)作为评审团成员参加了11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该奖项每年奖励中国出版商在“文学”,“社科”和“新人”类别中出版的最佳法语到中文译本。最后一个类别由译本是第一个翻译的人组。

照片由法国驻华大使馆

评审团由相等数量的中国人与法国人组成,以便评判中文的语言水平和所选法语作品的兴趣。由法国远东学院主任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主持,此奖奖励金龙格翻译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的译本。张亘因翻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体性与真相》而获得“社科类”最佳翻译奖,而孔潜因翻译卡乌特·阿迪米(Kaouther Adimi)的《加缪书店》则获得“新人类”奖。

有关此文学奖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傅雷翻译出版奖网站

奥利维亚·斯奈耶(Olivia Snaije)的文章报道傅雷奖第11届(英语版),该奖也由新华网报道。

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19年秋季学期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研讨会欢迎了十多名学生参加,邀请邓希名 (Pierre-Adrien Deffis) 与David Juilien做报告。

首先,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邓希名(Pierre-Adrien Deffis)在清华大学交换硕士课程的第二年,介绍了通过达能(Danone)与SEB案例研究以确保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及中国市场相对于外国公司逐渐放开后,外国公司自从2000年代以后能够从强制性中外合资企业模式转变为完全外国模式,即 WFOE(外商独资企业)。邓希名提示了乳品和水瓶公司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历史 。该公司于1985年已跟中国乳品公司娃哈哈做合作了。他简介了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动态,并且解释娃哈哈开始与达能竞争时在这两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合作伙伴之间逐渐出来的分歧。通过互动的方式,讨论班的参与者试图确定冲突发生时达能应该给出的答案。

邓希名随后介绍了SEB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SEB是一家家族企业,已成为法国家用电器的领导者。在与听众讨论了建立合资企业或WFOE的最佳选择,并强调每种选择的优势之后,邓希名展示了SEB如何通过创建WFOE来长远确保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确实,他们的建立是经过更长的过程进行的,但是遵循着中国企业界的习俗,而达能则与中国合作伙伴采取了更多对抗性的做法。

这两个案例研究使邓希名总结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所要遵循的关键要素:建立信任关系,避免直接对抗,多沟通并适应当地文化,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抱负,多花时间与金钱,还定期监控活动以免给以后带来任何不便。

其次,在巴黎八世攻读博士学位的第四年的David Juilien提出了他的论文题目:“中国的本地地缘政治,从非凡到平凡”,重点研究在怒江流域和百河滩大坝(四川和云南)由中国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冲突。David Juilien首先讲解了他案例研究的选择,然后才介绍所采用的方法。围绕“本地地缘政治方法论”定义的四个轴进行阐述:住宅、政治、环境和经济逻辑。

通过David Juilien对本地居民的采访,他介绍了在怒江河谷执行了新土地利用规划之后由于居住空间的变化而引起的各种冲突和悖论。一方面,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从而减少该地区的巨大贫困,不过另一方面,生活方式转变了(尤其在农业),人口搬迁,还有当地腐败恶化移民的流程。

百河滩大坝地区(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易于耕种的地区将被淹没,而在山腰上不会再被同样质量的土地所补偿。此外,点点滴滴地提供给本地居民的信息的控制阻止居民全面理解其补偿和搬迁情况。这突出了潜在冲突的不平等性

在结束演讲时,David Juilien解释了本地然后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怒江上的大坝建设项目反对国家发改委引发的冲突。这些行动导致该缅甸边境山谷停止了13个大坝建设项目,主要是出于环境原因。

在苏世民书院康代为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亚洲有没有特别的变种?”

在主要是外国留学生面前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讲座上,CERI –Sciences Po东南亚地区专家、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康戴维教授(David Camroux)着重讨论了通过观察东南亚的不同领导人来表达民粹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中法中心的方珊琳与傅蘭思,康代为教授与苏世民书院的何思明

首先,康戴维教授提出了科学文献中包含的三个民粹主义定义:

  1. 民粹主义是次要的意识形态,与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例如,允许所谓的“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表达差异。
  2. 民粹主义是一种增加政治影响力的策略,尤其是为了赢得选举。
  3. 民粹主义是一种表演的风格,一种修辞、话语的风格,它使用了“人民的语言”。实际上,根据扬·沃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的观点,民粹主义除了对立精英人士与“人民”之外,还使把其使用者当作“真实人民的代表”。

康教授随后描述了菲律宾一案该国由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他是一个自称“市长”(他曾在达沃任职)的政治家,反对马尼拉的精英阶层,其政策旨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每个人都腐败”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积极形象。尽管在“禁毒战争”中对毒贩采取了残酷的政策,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仍然非常受欢迎,其批准率接近人口的75% 。

杜特尔特总统所用的语言解释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发言有时不是很有礼貌,可是他与精英保持距离,直到他拒绝精英并把自己定位为“被忽视的人民”的领袖。因此,他造成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是腐败的精英,而且还包括毒品卡特尔,恐怖分子,军方以及国际社会对他的暴力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外国情报。

在介绍此案例研究后,康戴维教授提出了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八个方面,其中的六个已由让·保罗·加格农 (Jean-Paul Gagnon) 提出。为此,他提示了该地区各种领导人的政策特点,例如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来西亚),洪森(柬埔寨),乔科·“Jokowi” 维多多(印度尼西亚),巴育·陈·奥查将军(泰国),罗德里戈” Rody” 杜特尔特(菲律宾)与昂山素姬(缅甸)。

  1. 他们的政策可以是排他性的或包容性的。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领导人选择了包容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选择了大多数民族都不说的国家语言。反而,一些国家执行排除或限制一部分人口的政策,比如在泰国,随着“泰国身份”的复兴,泰国南部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被边缘化。
  2. 即使所有领导人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可以表现出专制或民主倾向
  3. 有些支持市场经济(尽管在印度尼西亚通常有更多的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另一些则主张对资源进行更重新分配的政策,例如一定程度上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但他积极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使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受益。
  4. 领导者可以表现为仇外或国际主义者。某些民粹主义者可以将外界作为内部问题的替罪羊。相反,像乔科·维多多与昂山素姬这样的领导人则享有国际化政治人物的形象。
  5. 政府欲建立基于选举的沟通或更具参与性的政治体制。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杜特尔特总统在推特上非常活跃。
  6.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可以基于其国家所知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比如在泰国的暹罗时期(十四至十六世纪),或基于未来灵感的来源
  7. 领导人可以有宗教话语,例如巴育·陈·奥查将军坚持佛教应该是泰国的官方宗教,或者相反,像印度尼西亚的乔科·维多多具有世俗的言论
  8. 政治家可以对继承人有特殊的或王朝的话语,例如柬埔寨的洪森,在他已经掌权30年之后,正准备让儿子接替他。

为了继续他的理论演讲,康戴维教授随后分析了可能影响东南亚领导人民粹主义言论和实践的不同变量:政体类型(总统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等),选举制度,国家机构的弱点或实力面对人口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背后动员的能力,以及一个外部变量,民粹主义者可以从外国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中获得合法性。

最后,康戴维教授通过总结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特征来回应演讲题目:社会不平等迫使下层阶级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作用,再加上虚假新闻,都产生了新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对基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的质疑鼓励了该地区新的民族主义态度。最后,对民粹主义者潜在失败的担忧反映了一种观点,导康戴维教授以一个问题而不是讲座名称的答案作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可能确定在民粹主义的表达中存在亚洲变体。

在随后的丰富问答中,康戴维教授坚持公民身份的概念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以面对民粹主义倾向。当民粹主义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身份破坏力量均衡时,面对民粹主义很重要。康戴维教授还强调,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并不是对抗性的,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并提示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次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态度。辩论还使人们有可能以文明的话语讨论某个民族的归属感以及这些国家的华人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这是康戴维所说的一种危险的想法。总而言之,讨论集中在有关东南亚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在那里对领导人的话语进行分析可能是繁琐而有趣的任务,需要在当前研究中进一步发展。

康戴维教授的讲座:”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在2019年11月25日,法国国际研究中心 – 巴黎政治学院康戴维 (David Camroux) 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翟昆教授关于东南亚的课程参与了讲座,题为“东盟的中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康戴维教授

康戴维教授先生首先提示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促使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尽量避免被“夹在中间”。康戴维强调说,该协会于1977年创建的“中心地位”概念是新近出现的,并且是该仪式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很重要。东盟的中心地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国由于缺乏另一个可行的选择而接受了它。东盟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围绕它的其他区域组织的中心,例如东盟+3或东亚峰会。康戴维教授并不是在说领导,而是在描述东盟在该地区的协调角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其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的支持下再次转向东南亚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创建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汇集了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对亚洲枢纽”政策是美国在东亚政策的延续,该政策将安全方面与经济和商业方面结合在一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TPP)实现的话使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设定标准。但是,该项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由加拿大领导,美国未包括在内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CPTPP)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多边主义的中间强国澳大利亚利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来获得该地区的中心地位,而脱离了最初的亚太地区概念。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10年提出的“亚太共同体”概念没有成功,因为它无视东盟在该地区的核心作用。从国外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澳大利亚很难在地缘经济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之间定位自己。此外,TPP的撤出以及印度在再组成的“四国集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扩大了澳大利亚自2010年代以来所处的区域范围。

康戴维教授认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了印尼给本国人口的形象。早在1945年,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就提出了平衡或软套期保值的想法,这样印尼就不会再被“夹在中间”了。在1988年的改革运动之后,印度尼西亚通过将东盟作为其外交的核心要素来重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说法,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是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的,不是由力量的关系而是由影响的关系构成的,因此提出了共同的责任。印度尼西亚本身是东盟的中心,将东盟置于印度太平洋作为核心作用,同时在其对外关系中促进对话与合作,促进所有人的繁荣以及海洋领域作为统一元素的重要性(wawasan nusantara)。

然后,康戴维教授提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使用一个家庭比喻来解释:即使东盟国家对中国保持谨慎,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它们仍需要中国。朝着它。 康戴维教授讲求了不要忘记日本或欧洲联盟的作用重要性,再次强调南亚国家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 

总而言之,印度太平洋这一新的中部地区的未来将取决于中美对抗的发展,特朗普总统任职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可能的“新枢纽”,其他多边机构在该地区的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及其与中国邻国的关系。

由翟教授领导的问答首先侧重于一带一路。康戴维教授辩称,一带一路可能对东南亚国家有利,但他也提示了东南亚国家对某些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湄公河流域的冲突风险以及中国“拉关系”相对于柬埔寨或老挝等国家的社会成本的担忧。最后,讨论集中在以下问题上:东盟缺乏作为多边组织的能力,中国极不可能采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以及大国与东盟而不是与其成员国分开对话的便利性。

2019年11月28日晚上7点在苏世民书院康戴维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有没有亚洲变体?”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handbooks, the study of populism is developing as a sub-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Yet the term “populism” has become so widely used in the media that its salience as an empirical category c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Pr. Camroux wish to suggest three ways of looking at populism: as strategy, performative style and thin ideology, and propose, following Jan Müller, a limited definition. In looking at three contemporary leaders in Southeast Asia – Rodrigo Duterte, Hun Sen and Aung San Suu Kyi – he argues that populist theory provides a useful analytical grid for examining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ractice. David Camroux’s reflections on the subject spring from a stimulating research group at Sciences Po on the ‘New Demagogues’, whose work has resulted in a first edited volume Les populismes au pouvoir.

2019年10月31日与11月1日巴富乐 (François Bafoil) 教授的讲座,主题为“欧洲的新民粹主义——波兰再分配社会政策与保守政治” – 总结

2019年10月31日与11月1日,来自法国国际研究中心(CERI)中东欧专家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巴富乐教授 (François Bafoil) 做了两次主题为“欧洲的新民粹主义——波兰的再分配社会政策与保守政治”的演讲。第一次讲座位于人民大学跟国际关系学院及(SIS)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合作举办的。大约有40名学生和教授参加。第二次讲座为圆桌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欧洲研究所的研究员参加活动。

在人民大学

最初,巴富乐教授提醒了,没有民粹主义的学术定义。在他们的定义中,多米尼克·雷尼(Dominique Reynié)强调个人的失落感,而伊夫·苏雷尔(Yves Surel)则依靠民族的统一视野,这两个概念都存在于波兰民粹主义中。 “民粹主义” 提及中对“人民” 一词可以基于统一国土和多数民族的“积极”定义,也可以基于反对他人的“消极”定义——这是如今波兰民粹主义的关键概念。巴富乐教授坚持认为,民粹主义并不是一个政权,政策或行政区域,而是一种行为,言论

巴富乐教授

首先,巴富乐教授回顾了波兰的身份和主权历史。波兰于1795年消失,分为俄罗斯、普鲁士、哈布斯堡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地区。它仅在1918年重新出现,仅在1920年至1939年之间才具有自治权,之后又被纳粹德国人和苏联人占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两种极权主义矛盾地实现了波兰的族裔同质性,此后,波兰有97%的波兰族留在了新的疆域。 巴富乐教授说,这对于理解波兰的“民粹主义”是必不可少的。波兰的“民粹主义即“为波兰民族的国家主权”。

波兰身份在一个国家缺席了数十年的情况下,是围绕天主教、农民,旧贵族以及语言和文学而建立的。从历史上看,国家的想象一直将波兰视为欧洲及其价值观的捍卫者。通过采用身份的“积极”和“消极”定义,波兰身份的特征是盟友的定义,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工人、天主教以及历史朋友的美国,波兰的主要后卫军人。波兰身份的特征也定义敌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德国人以及布鲁塞尔和欧盟(EU)的官僚体系,被当作限制波兰主权的新帝国主义。

当前民粹主义的基础特征是人口下降,生育率下降,完全拒绝接纳穆斯林移民。这一点与波兰基于天主教的身份相反。

在中国社科学院

接下来,巴富乐教授讨论现任执政党Prawo i Sprawiedliwość(PiS,“法律与正义”),该党领袖Jaroslaw Kaczyński于2015年上台执政。他在2019年的最后一次大选再一次赢得选举。该党依靠以主权、人民、波兰人身份、天主教和反对移民及他人为基础的民粹主义话语,并且谴责1989年的协议和前政治阶层的腐败,能够满足因全球化而受到伤害的许多人的期望。

巴富乐教授解释了PiS实施的政策。它违反了法治,攻击了欧洲联盟和较早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即公民受国家保护的权利而国家必须保障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独立司法。 PiS主导的政策汇集了对正义的攻击:反独立文化的斗争以及对媒体的控制,即能够挑战PiS的各个独立自主思想的攻击

提出的政治道德秩序支持捍卫主权,反对外国人和伊斯兰教。可是,这种保守的秩序仍然面临重大问题,尤其是在教会的恋童癖方面(这深深地动摇了该机构),反伊斯兰教徒和移民的斗争以及对LGBT群的袭击。

李华女士正在翻译

PiS实施政策的另一个方向盘具有经济和社会性质。波兰得益于欧盟的大量援助,提供了1000亿欧元的结构性资金和农业政策以及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因此,波兰在经济上取得了巨大成就,GDP增长今年应达到5%,失业率仅为3.4%。由于对资金流入的良好管理,继自由、亲布鲁塞尔并沉迷于预算节省的政党,PiS成功建立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计划以再分配给“转型失败者”。该政策向它保证保持执政所必需的政治合法性。

人民大学的观众

最后,巴富乐教授综合了基于民粹主义常数的波兰的民粹主义的定义,即围绕一个基于民众主权提醒、精英出卖的计划、神话般的过去以及视人民作为唯一的关键而存在的民主暧昧关 。民粹主义表现出有利于人民团结的反多元主义特征。这种言辞在一个非常分裂的社会的传统状态下蓬勃发展。使波兰成为特殊案例的原因是,这个新国家建立在庞大的社会再分配基础之上,同时又建位在针对因全球化而受到伤害的庞大客户主义。

在人民大学举行的问答环节中,教授们讨论了许多话题,包括缺乏民粹主义的定义,欧盟无法以减轻波兰在这个主权成员国中的民粹主义紧张局势,波兰的经济可持续性(严重依赖于欧盟的援助和外国投资)或波兰民粹主义话语对欧盟的矛盾,当后者为波兰经济和发展的一部分提供财政支持时。

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刘旭副教授、薄国良教授、陈新明教授与郭春生教授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问答环节中,刘作奎教授关注了仍处在俄罗斯和德国之间的波兰的地缘政治形势,使巴富乐教授申明欧洲联盟是波兰的历史性机遇,因为这是波兰历史上第一次看到其安全和边界得到保证。他还提出,虽然政府表现出反欧盟立场,但是波兰社会的亲欧洲比率最高

巴富乐教授还概述了波兰和匈牙利之间的差异,后者的威权倾向似乎相似。据他说,维克托·奥班(Viktor Orbán)可能比贾罗斯瓦夫·卡钦斯基(Jaroslaw Kaczyński)强加威权主义,后者面临着历史上更强烈和明确的反对。另外,与欧洲右派群成员的匈牙利政党菲德斯不同,PiS扮演“单独骑手”的行为更容易受到欧洲议会代表的攻击。对于巴富乐教授来说这是自相矛盾的,他认为独裁主义倾向在匈牙利更为重要。

中国社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的刘作奎研究员与张金岭研究员

巴富乐教授回答了合作举办讲座的张金岭教授的问题,强调了法国和波兰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两个国家具有浩浩荡荡的历史,而且,人民都是一个多数族裔(几乎排他性)和公民的民族,并具有来自战场的非常深厚的公民身份。最后,本届会议以波兰加入欧盟与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三年后的分歧而告终。两国与波兰不同: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未能解决腐败的问题。

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所长郭春生教授给巴富乐教授一些礼物

通过巴富乐教授广为人知的例子,在这两个会议上就当前民粹主义主题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果的交流。我们的两位翻译李华和林琳促进了讨论,向她们表示敬意。我们还要感谢人民大学的刘旭副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金岭研究员的盛情款待和组织。

在中国社科学院林琳女士在翻译巴富乐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