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7日的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20年6月17日,中法中心在线上举办了本学期的最后一次研究生讨论班。杜明(Pierre Do)与毕慷灵(Gaël Bizet)在此发表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首先,杜明 (Pierre Do) 在清华大学水利工程学博士学位的四年级上介绍了他的论文:“Exploring Synergies in the Water-Food-Energy Nexus by Using an Integrated Hydro-Economic Optimization Model for the Langcang-Mekong River Basin”。 这项研究考查湄公河穿越的6个国家(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与越南)之间共享水力资源的影响。 为此,他专注于三个部门:水(河流)、农业(作物灌溉)与能源(水坝)。

杜明还考虑了体制因素,突出了由中国于2016年成立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组织(澜湄合作或LMC)的作用,此后该组织已成为该地区的政治决策机构。

他的研究注重于如何积极利用水坝,即使由于对生态系统和人口流离失所的负面影响而引起争议。研究目的即在国家间合作的基础上,如何改善大坝的管理

为此,杜明建立了一个模型,该模型包括了三个参数:水力发电、灌溉农业生产和养鱼产量。这些参数基于三个要素:水文数据,水电基础设施(水坝等)和流域的灌溉区。该模型旨在创建一个“参考条件”,作为随后进行变更并制定可能方案的基础。该模型解释流域的工作原理,并试图了解水坝管理对水文学,水力发电和灌溉部门的影响

该模型强调了不同数据之间的妥协。因此,他的研究表明,水坝可以增加灌溉获利,尤其是在干旱时期,所以在上游中国与下游国家之间进行了必要的合作和信息共享。在某些情况下,使用大坝中的水也可以提高鱼类产量,但随后会与农作物灌溉竞争。

最后,杜明坚持认为,该流域的管理突显了中国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该国在明智的工作中通过修建水坝发展了该地区的经济。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水坝对于区域合作是积极的。傅蘭思主任(Florence Padovani)提示当地居民的示威活动,尤其是在老挝,因为中国在河上游的行为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中国的水坝建设项目经常雇用中国工人而不雇佣当地人民。

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杜明回到了选择主题的原因,以及他与他的导师之间的关系。参与者还讨论了东南亚在水力领域的政府间合作。

在问答环节中的Arnaud Debauge

 

接下来,目前在读南特中央学院与清华大学固体力学和仿真专业的双学位毕慷灵 (Gaël Bizet) 介绍了力学仿真(和实验)。他介绍了力学仿真(和实验)的简介

首先,毕慷灵解释了三个基本物理概念:力学,有限元方法和仿真。连续介质的力学是对整体查看的可形变物体在空间中运动的研究。这提供了两个基本变量,即物体的形变以及物体承受的应力,也就是说内部压力。仿真是一种可视化工具,它使用一组方程式来预测给定情况下物体的反应。为了实现,我们使用有限元方法:对要研究的物体执行一种网格划分(因为将一个物体总体上视为将其划分为许多或多或少精确点)以便能够预测其运动。

因此,仿真相当于通过有限元方法应用连续介质的力学。网格越精细,仿真看起来越像现实。所以,工程师的作用是在仿真精度与计算成本之间做出妥协(仿真越精确,执行成本就越高)。

为了说明他的言论,毕慷灵举例介绍了硬焊,即一种他在公司实习期间学习的连接金属的方法。该技术尤其用于航空术等高精度行业。要求是他创建一个能够仿真在最终零件上硬焊产生应力的仿真。尽管仍是近似值,但是这类仿真通常用于这些高精度行业,以尽可能避免对要测试的零件进行非常昂贵的物理检测。

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中,毕慷灵介绍了他明年将撰写的硕士论文的主题,该论文将与使用的另一种材料技术:造型。造型在某个零件以内产生孔隙。他将研究孔隙对该零件寿命的影响。他将注重飞机反应堆的一个零件,以便能够根据造型所产生的孔隙的数量、大小和浓度,预测该零件可以接受多少次飞行、起飞和着陆。

然后,雅尼克(Yannick Podgorski)强调了由于新的计算机方法(如提供更大计算能力的量子计算机方法)而改善仿真的潜力。 此将减少仿真精度与计算成本之间的妥协。

最后,为了结束这次研究生讨论班,也结束2019-2020年中法中心的讨论班周期),中法中心主任傅蘭思老师感谢了所有参与者,并提示了这写研讨会的兴趣—— 通过硕士生的、博士生的、以社会科学与科学的演讲,这些研究生讨论班使我们彼此充实。

 

2020年5月7日– 研究生讨论班(在线)

2020年5月7日,中法中心在线举行了一次研究生讨论班,召集了在北京、法国和温哥华的十多名与会者听取雅尼克(Yannick Podgorski)与葛瑞(Grégoire Bienvenu)的演讲。我们计划在6月份如何在线举办最后一届讨论班。

首先,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管理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雅尼克介绍在上海的法国租界期间的体育和媒体方面,并附有大量复古照片。

图片:来源:
斋阿莱:http://www.shanghaiartdeco.net/lost-treasure-shanghais-jai-alai-auditorium/
休闲:https://www.flickr.com/photos/161392673@N02/27594950738/in/album-72157665777176527/

雅尼克首先回顾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历史。关键事件之一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由西方国家领导,主要以迫使中国开放其港口和内部市场,从而能够发展贸易。这些战争也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鸦片战争后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许多商业和宗教利益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像其他西方大国(例如英国或美国)似的,法国将在上海市建设法国租界。这是全世界法国最大的租界,受域外原则管辖,并由领事责任。十里洋场,汇集了40多个不同国籍,上海法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达了巅峰。

从法国带来的体育运动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寻找玩乐,聚会和展示自己的方式。主要是练习巴斯克回力球,拳击或微型高尔夫球。爱好者聚集在法国体育圈(Cercle sportif français)或在3,000个室内座位的Jai-alai体育礼堂内(Parc des Sports Auditorium Jai-alai)。

当时已经很发达的平面媒体和广播涵盖了体育娱乐,尤其是《上海日报》,报纸上载有许多体育广告以及小型旅游手册,指出了体育方面的“好窍门”。雅尼克总结说,媒体和体育在娱乐中的主要地位,通过代表法国体育文化,像法国形象一样塑造了上海的法国租界,并为法国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令雅尼克提出体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仅对于健康,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工具,一种“体育实力”(sport power)工具,可以在国内与国际台上发展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傅籣思主任还回顾了一些历史事实,然后强调了中国人看上海遗产的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为上海辉煌历史很自豪,可是另一方面遗产证明中国在占领外国部队面前遭受的屈辱。

在研讨会的第二部分,巴黎拉索邦3大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年级博士生葛瑞,上午6点在温哥华做了演讲。首先,葛瑞回顾了中国嘻哈发展的历史,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其第一批主要乐队在2000年代初就出名了。自从2017年开始播放,《中国有嘻哈》(之后《中国新说唱》)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将嘻哈音乐从地下场景转移到主流场景。

葛瑞的论文重点是与中国饶舌音乐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他通过两个主题研究中国嘻哈:文化杂交和意识型态娱乐化。文化杂交观察中国青年把嘻哈文化如何整合,然后对其进行了重新使用以展现自己的特殊性。意识型态娱乐化, 约翰·拉格奎斯特(Johan Lagerkivst)的理论,描述由政权的流行文化工具化。这导致饶舌歌手与当局之间不断进行谈判

然后,葛瑞介绍他上个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为将来在《神州展望》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研究了中国饶舌歌手对Covid-19的反应,尤其是通过分析这段时期出版的歌曲中所使用的词汇。他在演讲中展示了中国饶舌歌手的一些图片、音乐摘录和短视频。

肺炎疫情之初,歌曲中使用的词汇正在改善并带来了积极的信息,以支持中国当局的故事,即动员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故事。使用的图片也很重要。医学世界无处不在,通过手术口罩和医生的身影(有时是英勇或战士)来象征,但始终以笼统的描述和比喻来避免采取政治立场。

不过,从第三周开始,所使用的词汇会逐渐改变到与死亡有关的更暗词汇表,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或不怎么批评,该词汇表也已显示出一种政治立场。改善歌曲中未经审查的词,假如“武汉”或“病毒”之类的词,被简化为首字母缩写以避免Margaret E. Roberts所谓的疏松审查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与负面词汇表关联才审查这些词汇。为了避免审查,饶舌歌手通过避免提及这些关键字来将故事改编成虚构作品,或者决定不在聆听平台上播放其歌曲。

自葛瑞播放名为“生命就是美丽”的视频摘录(“Life is Beautiful”)。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有时很明确,但是中国嘻哈音乐不应仅归结为大卫面对巨人的对抗。他们主要源于舞台表演的商业模式,由于冠状病毒疫情所有现场演出停止,受到了强烈影响。虽然一些批评将他们的行为叫作商业机会,可是艺术家仍必须继续出版。 葛瑞坚持认为,当今在中国背景下,经济强加构成音乐创作的标准,这一因素可能比政治因素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葛瑞从这项研究中提出了两点教训:首先,尽管中国饶舌似乎对政府不批评,但是它并非政治性的。其次,虽然当局通过审查控制内容,可是经济因素在饶舌歌手的立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构成了中国嘻哈界的基本结构。

在问答环节中,葛瑞能够将嘻哈音乐与中国朋克音乐区分开来:后者更多批评因为它仍然在地下场景。此外,通过意识型态娱乐化理论,中国案例可以与俄罗斯的情况同化,俄罗斯当局公开宣布不想审查嘻哈,而是要重新使用它。反而在韩国或日本事实非如此。葛瑞能够根据他们所在的城市(成都,西安或长沙),也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例如新疆,西藏或内蒙古的饶舌歌手有时使用当地的方言,回到饶舌乐队的分化。最后,葛瑞说,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的中国饶舌歌手并不再批评政府。他们使用的标准与美国饶舌的(谈性别、犯罪或毒品的话题)不同,因为他们主要针对富裕的中国留学生观众——经济因素似乎仍然是优先事项,并且受到在国外中国爱国主义的影响。

尽管本次会议是在线进行的,但是这次讨论班非常热烈,还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

史曼慈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参与讲座的总结,题目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史曼慈副教授 (Christine Chaigne) 于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在北京大学参与了题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的讲座。跟中法中心合作举办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热情地欢迎了史曼慈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与彭錞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首先关注与软法有关的词汇领域:协定,宪章,通函,良好行为守则,技术标准,定准,决议,建议,谅解备忘录等。她提示软法的概念首次在国际法律中出现的,针对它不能约束的国家。在法国法中,软法 本身没有约束力:它激励,提议而硬法则规定,命令并制裁。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讨论了与软法相关的一些假设和问题。例如,我们应该说“软”法,“柔”法,“柔软”法还是20世纪著名的法学家让·卡伯尼耶(Jean Carbonnier)所说的“灵活”法律?使用软法文书时,怎么保证法律安定性?在法国法律的背景下,软法是一个症状还是硬法功能障碍的后果?许多问题存在,关于软法识别的定准,何时能够使用软法以及软法文书的可诉性。

史曼慈副教授解释她所谓的“法国法律病”:多余法规的现象。可能在中国法律制度还不够发展了,可是在法国,法律制度太发达了!也许此点说明在法国法律中软法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介绍了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的软法文书的定义,其中确定了三个累积特点:

  1. 软法文书的目的必须是修改或指导人们的行为:软法并不限制个人自由而进行指导行为。
  2. 软法文书本身不能创造权利或义务。确实,软法不修改法律秩序,这是将软法与硬法区分开来的基本要素:即使它可以进行责任的承担,也不会产生约束性义务。
  3. 软法文书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和结构化像英法法规似的。这一点将软法与非-法法律区分开来。

然后,史曼慈副教授解释了软法产生的两个基本问题:法律安定性与正当性问题。 软法不像硬法在《官方杂志》出版,也没有标准结构。 其实,“没有人应该无视法律。” 此外,软法不具有硬法所享有的正当性——硬法由国民议会表决。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尤其关注这些限制并建议,在通过与起草软法文书时要提高透明性以解决软法的“民主缺乏。

最后,史曼慈副教授提出软法不是法国法的侵入者」而硬法的补充,可以作为法国法律“病”的可能“补救办法”。只需要法国人扩大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且接受法律还发挥激励、推荐或指导的作用,从而达到让·卡伯尼耶对灵活法律的定义

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之后,在北大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讨论非常富有成果。中国政法大学的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首先发表了讲话,谈到了软法的定义问题,软法创立的起源,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中所体现法律的社会学视野,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对通常不承担义务的法律的审查权。鹏春副教授也把软法文书与英国法律的基本概念,即 duty of care,做了比较。

这些辩论使史曼慈副教授暗示,软法在法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是在软法似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法律的影响下产生的。学生的许多问题也使史曼慈副教授提示技术标准的不同接受。在法国,技术标准通常是自愿使用的,它是非强制性技术标准。而在中国,大多数技术标准是强制性的(像英国),可是不配合硬法的任何法规。

林琳翻译者与史曼慈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这种丰富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琳女士在一个微妙领域的出色翻译,我们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傅蘭思副教授的讲座:“从三峡大坝到广东省:三峡外迁移民的故事”

2020年1月6日,清华大学中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傅蘭思在苏世民书院做了题为“From the Three Gorges to Guangdong – The story of Three Gorges resettlees”的演讲。这次会议简介了傅蘭思副教授(Florence Padovani)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从重庆和湖北到广东省和上海的外迁移民进行的研究。她的演讲主要介绍被搬到广东省三水县峣山村的巫山县居民。

起初,傅蘭思副教授回到了建造大坝的项目本身。孙中山(Sun Yat-Sen)曾在1919年设想过该大坝。不过,直到李鹏总理的冲动,工程在1990年代初才开始。工程于2009年完成,于2013年全面投入运营。在湖北修建,但由于水库在重庆市受到了最大的影响,该大坝淹没了20多个市镇。据官方消息,该项目使70万人移民,据专家称,超过了200万人。

长江对于本地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认为长江又是饮食的储备,又创造了与渔业、农业和旅游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因洪水泛滥而也导致死亡,有时被视为神灵。傅蘭思副教授展示了本地当局警告水位上升(海拔170m)的海报照片。她还展示了在山腰上方建起的新村庄的照片,这些村庄最初被设计为在考虑滑坡风险之前为移民提供住房。

接下来,傅蘭思副教授介绍了她在距离三峡大坝一千多公里在广东省的外迁移民村庄峣山进行的实地调查。她展示了村庄的组织结构,将外迁移民与本地人口清楚地分开了。根据家庭人数的不同,为外迁移民建造的房屋有三种尺寸,可是都很相同。最普通的问题是:家庭中未申报的子女以及对补偿的估计有关,在分配这些新房方面出现了很多困难

随后,傅蘭思副教授讨论了社会专家马佩力(Marc Breviglieri)所定义的某个地方的依恋感,以研究这些非志愿移民。该地方有时远离其本老家,并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在“转型”中,即重新安置的背景下,外迁移民的身份出现很多矛盾,在剥夺与依恋之间或在当地与全国规模之间。在某个地方“居住”或“生活”的差异可以说明依恋任何地方的不同方式。

在峣山的研究中,傅蘭思副教授注意到与本地居民的互动很少,甚至对新移民也产生了排斥:不同人群之间的婚姻很少,葬礼仪式也分开等。这导致许多外迁移民返回自己的老家,因此新村逐渐变成了“鬼城”。有些外迁移民还认为回到三峡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专业机会,那边已经由关系并他们更多了解商业环境。

最后,傅蘭思副教授讨论了各博物馆中存在的三峡大坝地区人口移动的“官方历史”问题,这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路线,并无视了中国外迁移民的经验。博物馆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力合法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托多罗夫 / Todorov)特别提出了“移民文化”的观念。至于外迁移民,他们几乎没有念物(照片,物体等),也没有地方来纪念他们的创伤。

最终,通过与观众的问答,傅蘭思副教授阐明了她的研究方法:在15年的时间里,她主要对几代移民中的外迁移民进行了公开采访。 她还谈到,外迁移民很少参与新安置的决策过程。此外,还存在着问题,即对国家分配给地方当局的款项的津贴额和财务管理不明确。

2019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2019年11月23-24日,清华大学中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傅籣思副教授(Florence Padovani)作为评审团成员参加了11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该奖项每年奖励中国出版商在“文学”,“社科”和“新人”类别中出版的最佳法语到中文译本。最后一个类别由译本是第一个翻译的人组。

照片由法国驻华大使馆

评审团由相等数量的中国人与法国人组成,以便评判中文的语言水平和所选法语作品的兴趣。由法国远东学院主任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主持,此奖奖励金龙格翻译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的译本。张亘因翻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体性与真相》而获得“社科类”最佳翻译奖,而孔潜因翻译卡乌特·阿迪米(Kaouther Adimi)的《加缪书店》则获得“新人类”奖。

有关此文学奖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傅雷翻译出版奖网站

奥利维亚·斯奈耶(Olivia Snaije)的文章报道傅雷奖第11届(英语版),该奖也由新华网报道。

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19年秋季学期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研讨会欢迎了十多名学生参加,邀请邓希名 (Pierre-Adrien Deffis) 与David Juilien做报告。

首先,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邓希名(Pierre-Adrien Deffis)在清华大学交换硕士课程的第二年,介绍了通过达能(Danone)与SEB案例研究以确保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及中国市场相对于外国公司逐渐放开后,外国公司自从2000年代以后能够从强制性中外合资企业模式转变为完全外国模式,即 WFOE(外商独资企业)。邓希名提示了乳品和水瓶公司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历史 。该公司于1985年已跟中国乳品公司娃哈哈做合作了。他简介了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动态,并且解释娃哈哈开始与达能竞争时在这两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合作伙伴之间逐渐出来的分歧。通过互动的方式,讨论班的参与者试图确定冲突发生时达能应该给出的答案。

邓希名随后介绍了SEB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SEB是一家家族企业,已成为法国家用电器的领导者。在与听众讨论了建立合资企业或WFOE的最佳选择,并强调每种选择的优势之后,邓希名展示了SEB如何通过创建WFOE来长远确保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确实,他们的建立是经过更长的过程进行的,但是遵循着中国企业界的习俗,而达能则与中国合作伙伴采取了更多对抗性的做法。

这两个案例研究使邓希名总结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所要遵循的关键要素:建立信任关系,避免直接对抗,多沟通并适应当地文化,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抱负,多花时间与金钱,还定期监控活动以免给以后带来任何不便。

其次,在巴黎八世攻读博士学位的第四年的David Juilien提出了他的论文题目:“中国的本地地缘政治,从非凡到平凡”,重点研究在怒江流域和百河滩大坝(四川和云南)由中国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冲突。David Juilien首先讲解了他案例研究的选择,然后才介绍所采用的方法。围绕“本地地缘政治方法论”定义的四个轴进行阐述:住宅、政治、环境和经济逻辑。

通过David Juilien对本地居民的采访,他介绍了在怒江河谷执行了新土地利用规划之后由于居住空间的变化而引起的各种冲突和悖论。一方面,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从而减少该地区的巨大贫困,不过另一方面,生活方式转变了(尤其在农业),人口搬迁,还有当地腐败恶化移民的流程。

百河滩大坝地区(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易于耕种的地区将被淹没,而在山腰上不会再被同样质量的土地所补偿。此外,点点滴滴地提供给本地居民的信息的控制阻止居民全面理解其补偿和搬迁情况。这突出了潜在冲突的不平等性

在结束演讲时,David Juilien解释了本地然后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怒江上的大坝建设项目反对国家发改委引发的冲突。这些行动导致该缅甸边境山谷停止了13个大坝建设项目,主要是出于环境原因。

在苏世民书院康代为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亚洲有没有特别的变种?”

在主要是外国留学生面前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讲座上,CERI –Sciences Po东南亚地区专家、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康戴维教授(David Camroux)着重讨论了通过观察东南亚的不同领导人来表达民粹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中法中心的方珊琳与傅蘭思,康代为教授与苏世民书院的何思明

首先,康戴维教授提出了科学文献中包含的三个民粹主义定义:

  1. 民粹主义是次要的意识形态,与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例如,允许所谓的“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表达差异。
  2. 民粹主义是一种增加政治影响力的策略,尤其是为了赢得选举。
  3. 民粹主义是一种表演的风格,一种修辞、话语的风格,它使用了“人民的语言”。实际上,根据扬·沃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的观点,民粹主义除了对立精英人士与“人民”之外,还使把其使用者当作“真实人民的代表”。

康教授随后描述了菲律宾一案该国由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他是一个自称“市长”(他曾在达沃任职)的政治家,反对马尼拉的精英阶层,其政策旨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每个人都腐败”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积极形象。尽管在“禁毒战争”中对毒贩采取了残酷的政策,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仍然非常受欢迎,其批准率接近人口的75% 。

杜特尔特总统所用的语言解释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发言有时不是很有礼貌,可是他与精英保持距离,直到他拒绝精英并把自己定位为“被忽视的人民”的领袖。因此,他造成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是腐败的精英,而且还包括毒品卡特尔,恐怖分子,军方以及国际社会对他的暴力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外国情报。

在介绍此案例研究后,康戴维教授提出了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八个方面,其中的六个已由让·保罗·加格农 (Jean-Paul Gagnon) 提出。为此,他提示了该地区各种领导人的政策特点,例如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来西亚),洪森(柬埔寨),乔科·“Jokowi” 维多多(印度尼西亚),巴育·陈·奥查将军(泰国),罗德里戈” Rody” 杜特尔特(菲律宾)与昂山素姬(缅甸)。

  1. 他们的政策可以是排他性的或包容性的。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领导人选择了包容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选择了大多数民族都不说的国家语言。反而,一些国家执行排除或限制一部分人口的政策,比如在泰国,随着“泰国身份”的复兴,泰国南部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被边缘化。
  2. 即使所有领导人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可以表现出专制或民主倾向
  3. 有些支持市场经济(尽管在印度尼西亚通常有更多的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另一些则主张对资源进行更重新分配的政策,例如一定程度上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但他积极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使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受益。
  4. 领导者可以表现为仇外或国际主义者。某些民粹主义者可以将外界作为内部问题的替罪羊。相反,像乔科·维多多与昂山素姬这样的领导人则享有国际化政治人物的形象。
  5. 政府欲建立基于选举的沟通或更具参与性的政治体制。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杜特尔特总统在推特上非常活跃。
  6.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可以基于其国家所知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比如在泰国的暹罗时期(十四至十六世纪),或基于未来灵感的来源
  7. 领导人可以有宗教话语,例如巴育·陈·奥查将军坚持佛教应该是泰国的官方宗教,或者相反,像印度尼西亚的乔科·维多多具有世俗的言论
  8. 政治家可以对继承人有特殊的或王朝的话语,例如柬埔寨的洪森,在他已经掌权30年之后,正准备让儿子接替他。

为了继续他的理论演讲,康戴维教授随后分析了可能影响东南亚领导人民粹主义言论和实践的不同变量:政体类型(总统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等),选举制度,国家机构的弱点或实力面对人口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背后动员的能力,以及一个外部变量,民粹主义者可以从外国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中获得合法性。

最后,康戴维教授通过总结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特征来回应演讲题目:社会不平等迫使下层阶级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作用,再加上虚假新闻,都产生了新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对基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的质疑鼓励了该地区新的民族主义态度。最后,对民粹主义者潜在失败的担忧反映了一种观点,导康戴维教授以一个问题而不是讲座名称的答案作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可能确定在民粹主义的表达中存在亚洲变体。

在随后的丰富问答中,康戴维教授坚持公民身份的概念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以面对民粹主义倾向。当民粹主义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身份破坏力量均衡时,面对民粹主义很重要。康戴维教授还强调,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并不是对抗性的,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并提示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次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态度。辩论还使人们有可能以文明的话语讨论某个民族的归属感以及这些国家的华人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这是康戴维所说的一种危险的想法。总而言之,讨论集中在有关东南亚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在那里对领导人的话语进行分析可能是繁琐而有趣的任务,需要在当前研究中进一步发展。

康戴维教授的讲座:”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在2019年11月25日,法国国际研究中心 – 巴黎政治学院康戴维 (David Camroux) 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翟昆教授关于东南亚的课程参与了讲座,题为“东盟的中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康戴维教授

康戴维教授先生首先提示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促使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尽量避免被“夹在中间”。康戴维强调说,该协会于1977年创建的“中心地位”概念是新近出现的,并且是该仪式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很重要。东盟的中心地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国由于缺乏另一个可行的选择而接受了它。东盟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围绕它的其他区域组织的中心,例如东盟+3或东亚峰会。康戴维教授并不是在说领导,而是在描述东盟在该地区的协调角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其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的支持下再次转向东南亚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创建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汇集了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对亚洲枢纽”政策是美国在东亚政策的延续,该政策将安全方面与经济和商业方面结合在一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TPP)实现的话使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设定标准。但是,该项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由加拿大领导,美国未包括在内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CPTPP)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多边主义的中间强国澳大利亚利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来获得该地区的中心地位,而脱离了最初的亚太地区概念。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10年提出的“亚太共同体”概念没有成功,因为它无视东盟在该地区的核心作用。从国外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澳大利亚很难在地缘经济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之间定位自己。此外,TPP的撤出以及印度在再组成的“四国集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扩大了澳大利亚自2010年代以来所处的区域范围。

康戴维教授认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了印尼给本国人口的形象。早在1945年,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就提出了平衡或软套期保值的想法,这样印尼就不会再被“夹在中间”了。在1988年的改革运动之后,印度尼西亚通过将东盟作为其外交的核心要素来重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说法,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是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的,不是由力量的关系而是由影响的关系构成的,因此提出了共同的责任。印度尼西亚本身是东盟的中心,将东盟置于印度太平洋作为核心作用,同时在其对外关系中促进对话与合作,促进所有人的繁荣以及海洋领域作为统一元素的重要性(wawasan nusantara)。

然后,康戴维教授提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使用一个家庭比喻来解释:即使东盟国家对中国保持谨慎,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它们仍需要中国。朝着它。 康戴维教授讲求了不要忘记日本或欧洲联盟的作用重要性,再次强调南亚国家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 

总而言之,印度太平洋这一新的中部地区的未来将取决于中美对抗的发展,特朗普总统任职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可能的“新枢纽”,其他多边机构在该地区的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及其与中国邻国的关系。

由翟教授领导的问答首先侧重于一带一路。康戴维教授辩称,一带一路可能对东南亚国家有利,但他也提示了东南亚国家对某些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湄公河流域的冲突风险以及中国“拉关系”相对于柬埔寨或老挝等国家的社会成本的担忧。最后,讨论集中在以下问题上:东盟缺乏作为多边组织的能力,中国极不可能采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以及大国与东盟而不是与其成员国分开对话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