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曼慈副教授在北京大学参与讲座的总结,题目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艾克斯-马赛大学法学院史曼慈副教授 (Christine Chaigne) 于2019年12月19日星期四在北京大学参与了题为“软法是法国法的侵入者吗?” 的讲座。跟中法中心合作举办讲座、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热情地欢迎了史曼慈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与彭錞副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首先关注与软法有关的词汇领域:协定,宪章,通函,良好行为守则,技术标准,定准,决议,建议,谅解备忘录等。她提示软法的概念首次在国际法律中出现的,针对它不能约束的国家。在法国法中,软法 本身没有约束力:它激励,提议而硬法则规定,命令并制裁。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讨论了与软法相关的一些假设和问题。例如,我们应该说“软”法,“柔”法,“柔软”法还是20世纪著名的法学家让·卡伯尼耶(Jean Carbonnier)所说的“灵活”法律?使用软法文书时,怎么保证法律安定性?在法国法律的背景下,软法是一个症状还是硬法功能障碍的后果?许多问题存在,关于软法识别的定准,何时能够使用软法以及软法文书的可诉性。

史曼慈副教授解释她所谓的“法国法律病”:多余法规的现象。可能在中国法律制度还不够发展了,可是在法国,法律制度太发达了!也许此点说明在法国法律中软法发挥的作用。

接下来,史曼慈副教授介绍了由法国最高行政法院提出的软法文书的定义,其中确定了三个累积特点:

  1. 软法文书的目的必须是修改或指导人们的行为:软法并不限制个人自由而进行指导行为。
  2. 软法文书本身不能创造权利或义务。确实,软法不修改法律秩序,这是将软法与硬法区分开来的基本要素:即使它可以进行责任的承担,也不会产生约束性义务。
  3. 软法文书必须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化和结构化像英法法规似的。这一点将软法与非-法法律区分开来。

然后,史曼慈副教授解释了软法产生的两个基本问题:法律安定性与正当性问题。 软法不像硬法在《官方杂志》出版,也没有标准结构。 其实,“没有人应该无视法律。” 此外,软法不具有硬法所享有的正当性——硬法由国民议会表决。因此,最高行政法院尤其关注这些限制并建议,在通过与起草软法文书时要提高透明性以解决软法的“民主缺乏。

最后,史曼慈副教授提出软法不是法国法的侵入者」而硬法的补充,可以作为法国法律“病”的可能“补救办法”。只需要法国人扩大他们对法律的理解,并且接受法律还发挥激励、推荐或指导的作用,从而达到让·卡伯尼耶对灵活法律的定义

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

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之后,在北大法学院的彭錞副教授指导下进行的讨论非常富有成果。中国政法大学的王蔚副教授与张莉教授首先发表了讲话,谈到了软法的定义问题,软法创立的起源,史曼慈副教授演讲中所体现法律的社会学视野,以及最高行政法院对通常不承担义务的法律的审查权。鹏春副教授也把软法文书与英国法律的基本概念,即 duty of care,做了比较。

这些辩论使史曼慈副教授暗示,软法在法国的重要性日益提高可能是在软法似乎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法律的影响下产生的。学生的许多问题也使史曼慈副教授提示技术标准的不同接受。在法国,技术标准通常是自愿使用的,它是非强制性技术标准。而在中国,大多数技术标准是强制性的(像英国),可是不配合硬法的任何法规。

林琳翻译者与史曼慈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这种丰富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林琳女士在一个微妙领域的出色翻译,我们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傅蘭思副教授的讲座:“从三峡大坝到广东省:三峡外迁移民的故事”

2020年1月6日,清华大学中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傅蘭思在苏世民书院做了题为“From the Three Gorges to Guangdong – The story of Three Gorges resettlees”的演讲。这次会议简介了傅蘭思副教授(Florence Padovani)在超过15年的时间里从重庆和湖北到广东省和上海的外迁移民进行的研究。她的演讲主要介绍被搬到广东省三水县峣山村的巫山县居民。

起初,傅蘭思副教授回到了建造大坝的项目本身。孙中山(Sun Yat-Sen)曾在1919年设想过该大坝。不过,直到李鹏总理的冲动,工程在1990年代初才开始。工程于2009年完成,于2013年全面投入运营。在湖北修建,但由于水库在重庆市受到了最大的影响,该大坝淹没了20多个市镇。据官方消息,该项目使70万人移民,据专家称,超过了200万人。

长江对于本地人来说非常重要,他们认为长江又是饮食的储备,又创造了与渔业、农业和旅游业相关的工作岗位。因洪水泛滥而也导致死亡,有时被视为神灵。傅蘭思副教授展示了本地当局警告水位上升(海拔170m)的海报照片。她还展示了在山腰上方建起的新村庄的照片,这些村庄最初被设计为在考虑滑坡风险之前为移民提供住房。

接下来,傅蘭思副教授介绍了她在距离三峡大坝一千多公里在广东省的外迁移民村庄峣山进行的实地调查。她展示了村庄的组织结构,将外迁移民与本地人口清楚地分开了。根据家庭人数的不同,为外迁移民建造的房屋有三种尺寸,可是都很相同。最普通的问题是:家庭中未申报的子女以及对补偿的估计有关,在分配这些新房方面出现了很多困难

随后,傅蘭思副教授讨论了社会专家马佩力(Marc Breviglieri)所定义的某个地方的依恋感,以研究这些非志愿移民。该地方有时远离其本老家,并表现出与他们不同的风俗习惯。在“转型”中,即重新安置的背景下,外迁移民的身份出现很多矛盾,在剥夺与依恋之间或在当地与全国规模之间。在某个地方“居住”或“生活”的差异可以说明依恋任何地方的不同方式。

在峣山的研究中,傅蘭思副教授注意到与本地居民的互动很少,甚至对新移民也产生了排斥:不同人群之间的婚姻很少,葬礼仪式也分开等。这导致许多外迁移民返回自己的老家,因此新村逐渐变成了“鬼城”。有些外迁移民还认为回到三峡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专业机会,那边已经由关系并他们更多了解商业环境。

最后,傅蘭思副教授讨论了各博物馆中存在的三峡大坝地区人口移动的“官方历史”问题,这遵循了中国共产党的爱国主义路线,并无视了中国外迁移民的经验。博物馆维护社会稳定和统治力合法性的社会政治背景下(托多罗夫 / Todorov)特别提出了“移民文化”的观念。至于外迁移民,他们几乎没有念物(照片,物体等),也没有地方来纪念他们的创伤。

最终,通过与观众的问答,傅蘭思副教授阐明了她的研究方法:在15年的时间里,她主要对几代移民中的外迁移民进行了公开采访。 她还谈到,外迁移民很少参与新安置的决策过程。此外,还存在着问题,即对国家分配给地方当局的款项的津贴额和财务管理不明确。

2019年傅雷翻译出版奖

2019年11月23-24日,清华大学中法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傅籣思副教授(Florence Padovani)作为评审团成员参加了11届傅雷翻译出版奖。该奖项每年奖励中国出版商在“文学”,“社科”和“新人”类别中出版的最佳法语到中文译本。最后一个类别由译本是第一个翻译的人组。

照片由法国驻华大使馆

评审团由相等数量的中国人与法国人组成,以便评判中文的语言水平和所选法语作品的兴趣。由法国远东学院主任杜杰庸(Guillaume Dutournier)主持,此奖奖励金龙格翻译路易·费迪南·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的《一座城堡到另一座城堡》的译本。张亘因翻译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主体性与真相》而获得“社科类”最佳翻译奖,而孔潜因翻译卡乌特·阿迪米(Kaouther Adimi)的《加缪书店》则获得“新人类”奖。

有关此文学奖的更多信息,请访问傅雷翻译出版奖网站

奥利维亚·斯奈耶(Olivia Snaije)的文章报道傅雷奖第11届(英语版),该奖也由新华网报道。

2019年12月12日星期四研究生讨论班 – 总结

2019年秋季学期的最后一次研究生研讨会欢迎了十多名学生参加,邀请邓希名 (Pierre-Adrien Deffis) 与David Juilien做报告。

首先,来自巴黎高等商学院的邓希名(Pierre-Adrien Deffis)在清华大学交换硕士课程的第二年,介绍了通过达能(Danone)与SEB案例研究以确保成功进入中国市场的因素

1978年改革开放及中国市场相对于外国公司逐渐放开后,外国公司自从2000年代以后能够从强制性中外合资企业模式转变为完全外国模式,即 WFOE(外商独资企业)。邓希名提示了乳品和水瓶公司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兴衰历史 。该公司于1985年已跟中国乳品公司娃哈哈做合作了。他简介了达能在中国市场的动态,并且解释娃哈哈开始与达能竞争时在这两个具有不同目标的合作伙伴之间逐渐出来的分歧。通过互动的方式,讨论班的参与者试图确定冲突发生时达能应该给出的答案。

邓希名随后介绍了SEB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SEB是一家家族企业,已成为法国家用电器的领导者。在与听众讨论了建立合资企业或WFOE的最佳选择,并强调每种选择的优势之后,邓希名展示了SEB如何通过创建WFOE来长远确保其在中国市场上的地位。确实,他们的建立是经过更长的过程进行的,但是遵循着中国企业界的习俗,而达能则与中国合作伙伴采取了更多对抗性的做法。

这两个案例研究使邓希名总结了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成功所要遵循的关键要素:建立信任关系,避免直接对抗,多沟通并适应当地文化,找到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抱负,多花时间与金钱,还定期监控活动以免给以后带来任何不便。

其次,在巴黎八世攻读博士学位的第四年的David Juilien提出了他的论文题目:“中国的本地地缘政治,从非凡到平凡”,重点研究在怒江流域和百河滩大坝(四川和云南)由中国农村土地利用规划的冲突。David Juilien首先讲解了他案例研究的选择,然后才介绍所采用的方法。围绕“本地地缘政治方法论”定义的四个轴进行阐述:住宅、政治、环境和经济逻辑。

通过David Juilien对本地居民的采访,他介绍了在怒江河谷执行了新土地利用规划之后由于居住空间的变化而引起的各种冲突和悖论。一方面,可以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和旅游业发展,从而减少该地区的巨大贫困,不过另一方面,生活方式转变了(尤其在农业),人口搬迁,还有当地腐败恶化移民的流程。

百河滩大坝地区(在四川和云南之间的边界)也是如此,易于耕种的地区将被淹没,而在山腰上不会再被同样质量的土地所补偿。此外,点点滴滴地提供给本地居民的信息的控制阻止居民全面理解其补偿和搬迁情况。这突出了潜在冲突的不平等性

在结束演讲时,David Juilien解释了本地然后国际非政府组织针对怒江上的大坝建设项目反对国家发改委引发的冲突。这些行动导致该缅甸边境山谷停止了13个大坝建设项目,主要是出于环境原因。

在苏世民书院康代为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亚洲有没有特别的变种?”

在主要是外国留学生面前的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举行的讲座上,CERI –Sciences Po东南亚地区专家、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康戴维教授(David Camroux)着重讨论了通过观察东南亚的不同领导人来表达民粹主义的各种表现形式

中法中心的方珊琳与傅蘭思,康代为教授与苏世民书院的何思明

首先,康戴维教授提出了科学文献中包含的三个民粹主义定义:

  1. 民粹主义是次要的意识形态,与多种意识形态共存,例如,允许所谓的“左派”民粹主义和“右派”民粹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表达差异。
  2. 民粹主义是一种增加政治影响力的策略,尤其是为了赢得选举。
  3. 民粹主义是一种表演的风格,一种修辞、话语的风格,它使用了“人民的语言”。实际上,根据扬·沃纳·穆勒(Jan Werner Müller)的观点,民粹主义除了对立精英人士与“人民”之外,还使把其使用者当作“真实人民的代表”。

康教授随后描述了菲律宾一案该国由罗德里戈·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领导,他是一个自称“市长”(他曾在达沃任职)的政治家,反对马尼拉的精英阶层,其政策旨在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每个人都腐败”的情况下重新获得了国家的积极形象。尽管在“禁毒战争”中对毒贩采取了残酷的政策,但罗德里戈·杜特尔特仍然非常受欢迎,其批准率接近人口的75% 。

杜特尔特总统所用的语言解释了这一点,他直截了当地发言有时不是很有礼貌,可是他与精英保持距离,直到他拒绝精英并把自己定位为“被忽视的人民”的领袖。因此,他造成了一个共同的敌人,不仅是腐败的精英,而且还包括毒品卡特尔,恐怖分子,军方以及国际社会对他的暴力政策持批评态度的外国情报。

在介绍此案例研究后,康戴维教授提出了东南亚民粹主义的八个方面,其中的六个已由让·保罗·加格农 (Jean-Paul Gagnon) 提出。为此,他提示了该地区各种领导人的政策特点,例如马哈蒂尔·穆罕默德(马来西亚),洪森(柬埔寨),乔科·“Jokowi” 维多多(印度尼西亚),巴育·陈·奥查将军(泰国),罗德里戈” Rody” 杜特尔特(菲律宾)与昂山素姬(缅甸)。

  1. 他们的政策可以是排他性的或包容性的。在多民族国家中,有些领导人选择了包容性,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他们选择了大多数民族都不说的国家语言。反而,一些国家执行排除或限制一部分人口的政策,比如在泰国,随着“泰国身份”的复兴,泰国南部的马来西亚穆斯林被边缘化。
  2. 即使所有领导人都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也可以表现出专制或民主倾向
  3. 有些支持市场经济(尽管在印度尼西亚通常有更多的重新分配性话语),而另一些则主张对资源进行更重新分配的政策,例如一定程度上的罗德里戈·杜特尔特或马哈蒂尔·穆罕默德,但他积极歧视性的经济政策使马来西亚大多数人受益。
  4. 领导者可以表现为仇外或国际主义者。某些民粹主义者可以将外界作为内部问题的替罪羊。相反,像乔科·维多多与昂山素姬这样的领导人则享有国际化政治人物的形象。
  5. 政府欲建立基于选举的沟通或更具参与性的政治体制。例如,在社交媒体时代,杜特尔特总统在推特上非常活跃。
  6. 民粹主义者的话语可以基于其国家所知的黄金时代的怀旧,比如在泰国的暹罗时期(十四至十六世纪),或基于未来灵感的来源
  7. 领导人可以有宗教话语,例如巴育·陈·奥查将军坚持佛教应该是泰国的官方宗教,或者相反,像印度尼西亚的乔科·维多多具有世俗的言论
  8. 政治家可以对继承人有特殊的或王朝的话语,例如柬埔寨的洪森,在他已经掌权30年之后,正准备让儿子接替他。

为了继续他的理论演讲,康戴维教授随后分析了可能影响东南亚领导人民粹主义言论和实践的不同变量:政体类型(总统制,议会制,君主立宪制等),选举制度,国家机构的弱点或实力面对人口在民粹主义领导人背后动员的能力,以及一个外部变量,民粹主义者可以从外国政治领导人的支持中获得合法性。

最后,康戴维教授通过总结该地区的政治社会特征来回应演讲题目:社会不平等迫使下层阶级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此外,传统媒体的衰落与社交媒体的作用,再加上虚假新闻,都产生了新的忠诚度。另一方面,对基于美国单边主义的国际秩序的质疑鼓励了该地区新的民族主义态度。最后,对民粹主义者潜在失败的担忧反映了一种观点,导康戴维教授以一个问题而不是讲座名称的答案作为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将有可能确定在民粹主义的表达中存在亚洲变体。

在随后的丰富问答中,康戴维教授坚持公民身份的概念与不平等现象作斗争以面对民粹主义倾向。当民粹主义以“人民的真正代表”身份破坏力量均衡时,面对民粹主义很重要。康戴维教授还强调,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并不是对抗性的,因为民粹主义领导人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并提示民粹主义可以被视为次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态度。辩论还使人们有可能以文明的话语讨论某个民族的归属感以及这些国家的华人之间的联系的问题,这是康戴维所说的一种危险的想法。总而言之,讨论集中在有关东南亚民粹主义的研究方法上,在那里对领导人的话语进行分析可能是繁琐而有趣的任务,需要在当前研究中进一步发展。

康戴维教授的讲座:”东盟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在2019年11月25日,法国国际研究中心 – 巴黎政治学院康戴维 (David Camroux) 教授兼名誉研究员在北京大学翟昆教授关于东南亚的课程参与了讲座,题为“东盟的中地位受到挑战: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与印度太平洋”。

康戴维教授

康戴维教授先生首先提示中美之间的竞争与地缘政治重要性,这促使东盟国家(东南亚国家联盟)尽量避免被“夹在中间”。康戴维强调说,该协会于1977年创建的“中心地位”概念是新近出现的,并且是该仪式的一部分,在东南亚国家的外交中很重要。东盟的中心地位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大国由于缺乏另一个可行的选择而接受了它。东盟已经成功地将自己定位在围绕它的其他区域组织的中心,例如东盟+3或东亚峰会。康戴维教授并不是在说领导,而是在描述东盟在该地区的协调角色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其亚太地区的两个盟国澳大利亚与日本的支持下再次转向东南亚地区。在这个背景下,创建了APEC(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汇集了东南亚所有国家以及中国、韩国、日本、美国和加拿大。 。奥巴马总统发起的“对亚洲枢纽”政策是美国在东亚政策的延续,该政策将安全方面与经济和商业方面结合在一起。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TPP)实现的话使美国能够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关系设定标准。但是,该项目被特朗普政府放弃,但由加拿大领导,美国未包括在内的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组织(CPTPP)取代。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多边主义的中间强国澳大利亚利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来获得该地区的中心地位,而脱离了最初的亚太地区概念。这是由于多种因素造成的:从国内的角度来看,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2010年提出的“亚太共同体”概念没有成功,因为它无视东盟在该地区的核心作用。从国外角度来看,中美之间日益激烈的竞争使得澳大利亚很难在地缘经济现实和地缘政治限制之间定位自己。此外,TPP的撤出以及印度在再组成的“四国集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中发挥的更重要的作用,扩大了澳大利亚自2010年代以来所处的区域范围。

康戴维教授认为,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也有助于解决印度尼西亚在该地区和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也解决了印尼给本国人口的形象。早在1945年,副总统穆罕默德·哈达(Mohammad Hatta)就提出了平衡或软套期保值的想法,这样印尼就不会再被“夹在中间”了。在1988年的改革运动之后,印度尼西亚通过将东盟作为其外交的核心要素来重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根据印度尼西亚当局的说法,印度太平洋的概念是建立在动态平衡的基础上的,不是由力量的关系而是由影响的关系构成的,因此提出了共同的责任。印度尼西亚本身是东盟的中心,将东盟置于印度太平洋作为核心作用,同时在其对外关系中促进对话与合作,促进所有人的繁荣以及海洋领域作为统一元素的重要性(wawasan nusantara)。

然后,康戴维教授提示了东南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使用一个家庭比喻来解释:即使东盟国家对中国保持谨慎,但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它们仍需要中国。朝着它。 康戴维教授讲求了不要忘记日本或欧洲联盟的作用重要性,再次强调南亚国家的几个大国之间的平衡战略 

总而言之,印度太平洋这一新的中部地区的未来将取决于中美对抗的发展,特朗普总统任职后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可能的“新枢纽”,其他多边机构在该地区的作用,一带一路的发展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内部发展及其与中国邻国的关系。

由翟教授领导的问答首先侧重于一带一路。康戴维教授辩称,一带一路可能对东南亚国家有利,但他也提示了东南亚国家对某些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破坏,湄公河流域的冲突风险以及中国“拉关系”相对于柬埔寨或老挝等国家的社会成本的担忧。最后,讨论集中在以下问题上:东盟缺乏作为多边组织的能力,中国极不可能采用印度太平洋的概念以及大国与东盟而不是与其成员国分开对话的便利性。

2019年11月28日晚上7点在苏世民书院康戴维教授的讲座:“民粹主义——有没有亚洲变体?”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the first handbooks, the study of populism is developing as a sub-discipline of comparative politics. Yet the term “populism” has become so widely used in the media that its salience as an empirical category could be called into question. In this presentation, Pr. Camroux wish to suggest three ways of looking at populism: as strategy, performative style and thin ideology, and propose, following Jan Müller, a limited definition. In looking at three contemporary leaders in Southeast Asia – Rodrigo Duterte, Hun Sen and Aung San Suu Kyi – he argues that populist theory provides a useful analytical grid for examining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ractice. David Camroux’s reflections on the subject spring from a stimulating research group at Sciences Po on the ‘New Demagogues’, whose work has resulted in a first edited volume Les populismes au pouvo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