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5月7日– 研究生讨论班(在线)

2020年5月7日,中法中心在线举行了一次研究生讨论班,召集了在北京、法国和温哥华的十多名与会者听取雅尼克(Yannick Podgorski)与葛瑞(Grégoire Bienvenu)的演讲。我们计划在6月份如何在线举办最后一届讨论班。

首先,北京体育大学运动与管理专业的一年级博士生雅尼克介绍在上海的法国租界期间的体育和媒体方面,并附有大量复古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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斋阿莱:http://www.shanghaiartdeco.net/lost-treasure-shanghais-jai-alai-auditorium/
休闲:https://www.flickr.com/photos/161392673@N02/27594950738/in/album-72157665777176527/

雅尼克首先回顾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西方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历史。关键事件之一为鸦片战争。鸦片战争由西方国家领导,主要以迫使中国开放其港口和内部市场,从而能够发展贸易。这些战争也有基督教传教士的宗旨。鸦片战争后缔结的不平等条约给西方国家带来了许多商业和宗教利益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像其他西方大国(例如英国或美国)似的,法国将在上海市建设法国租界。这是全世界法国最大的租界,受域外原则管辖,并由领事责任。十里洋场,汇集了40多个不同国籍,上海法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达了巅峰。

从法国带来的体育运动在“资产阶级”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在寻找玩乐,聚会和展示自己的方式。主要是练习巴斯克回力球,拳击或微型高尔夫球。爱好者聚集在法国体育圈(Cercle sportif français)或在3,000个室内座位的Jai-alai体育礼堂内(Parc des Sports Auditorium Jai-alai)。

当时已经很发达的平面媒体和广播涵盖了体育娱乐,尤其是《上海日报》,报纸上载有许多体育广告以及小型旅游手册,指出了体育方面的“好窍门”。雅尼克总结说,媒体和体育在娱乐中的主要地位,通过代表法国体育文化,像法国形象一样塑造了上海的法国租界,并为法国文化的影响做出了贡献。

演讲后的问答环节令雅尼克提出体育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不仅对于健康,而且作为一种思想工具,一种“体育实力”(sport power)工具,可以在国内与国际台上发展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最后,傅籣思主任还回顾了一些历史事实,然后强调了中国人看上海遗产的矛盾,因为他们一方面为上海辉煌历史很自豪,可是另一方面遗产证明中国在占领外国部队面前遭受的屈辱。

在研讨会的第二部分,巴黎拉索邦3大和中国传媒大学的一年级博士生葛瑞,上午6点在温哥华做了演讲。首先,葛瑞回顾了中国嘻哈发展的历史,最早出现于1990年代,其第一批主要乐队在2000年代初就出名了。自从2017年开始播放,《中国有嘻哈》(之后《中国新说唱》)标志着一个真正的转折点,将嘻哈音乐从地下场景转移到主流场景。

葛瑞的论文重点是与中国饶舌音乐发展相关的社会文化问题,他通过两个主题研究中国嘻哈:文化杂交和意识型态娱乐化。文化杂交观察中国青年把嘻哈文化如何整合,然后对其进行了重新使用以展现自己的特殊性。意识型态娱乐化, 约翰·拉格奎斯特(Johan Lagerkivst)的理论,描述由政权的流行文化工具化。这导致饶舌歌手与当局之间不断进行谈判

然后,葛瑞介绍他上个月进行的一项研究,为将来在《神州展望》杂志上发表文章。他在研究了中国饶舌歌手对Covid-19的反应,尤其是通过分析这段时期出版的歌曲中所使用的词汇。他在演讲中展示了中国饶舌歌手的一些图片、音乐摘录和短视频。

肺炎疫情之初,歌曲中使用的词汇正在改善并带来了积极的信息,以支持中国当局的故事,即动员中国抗击冠状病毒的故事。使用的图片也很重要。医学世界无处不在,通过手术口罩和医生的身影(有时是英勇或战士)来象征,但始终以笼统的描述和比喻来避免采取政治立场。

不过,从第三周开始,所使用的词汇会逐渐改变到与死亡有关的更暗词汇表,即使看起来微不足道或不怎么批评,该词汇表也已显示出一种政治立场。改善歌曲中未经审查的词,假如“武汉”或“病毒”之类的词,被简化为首字母缩写以避免Margaret E. Roberts所谓的疏松审查制度,也就是说,只有与负面词汇表关联才审查这些词汇。为了避免审查,饶舌歌手通过避免提及这些关键字来将故事改编成虚构作品,或者决定不在聆听平台上播放其歌曲。

自葛瑞播放名为“生命就是美丽”的视频摘录(“Life is Beautiful”)。

尽管对政府的批评有时很明确,但是中国嘻哈音乐不应仅归结为大卫面对巨人的对抗。他们主要源于舞台表演的商业模式,由于冠状病毒疫情所有现场演出停止,受到了强烈影响。虽然一些批评将他们的行为叫作商业机会,可是艺术家仍必须继续出版。 葛瑞坚持认为,当今在中国背景下,经济强加构成音乐创作的标准,这一因素可能比政治因素更为重要

总而言之,葛瑞从这项研究中提出了两点教训:首先,尽管中国饶舌似乎对政府不批评,但是它并非政治性的。其次,虽然当局通过审查控制内容,可是经济因素在饶舌歌手的立场中发挥重要作用,并且构成了中国嘻哈界的基本结构。

在问答环节中,葛瑞能够将嘻哈音乐与中国朋克音乐区分开来:后者更多批评因为它仍然在地下场景。此外,通过意识型态娱乐化理论,中国案例可以与俄罗斯的情况同化,俄罗斯当局公开宣布不想审查嘻哈,而是要重新使用它。反而在韩国或日本事实非如此。葛瑞能够根据他们所在的城市(成都,西安或长沙),也根据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例如新疆,西藏或内蒙古的饶舌歌手有时使用当地的方言,回到饶舌乐队的分化。最后,葛瑞说,在国际上,尤其是在美国进行巡回演出的中国饶舌歌手并不再批评政府。他们使用的标准与美国饶舌的(谈性别、犯罪或毒品的话题)不同,因为他们主要针对富裕的中国留学生观众——经济因素似乎仍然是优先事项,并且受到在国外中国爱国主义的影响。

尽管本次会议是在线进行的,但是这次讨论班非常热烈,还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生。